近期，一块新发现的颜真卿碑《西亭记》亮相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开馆大展。
碑文是这位唐代书法大家任湖州太守时所写，正值他成熟时期，也是其从未露过面的一件书法作品。
颜碑存世寥寥，弥足珍贵。年初刷屏的东京的颜真卿大展中，就曾对颜碑在中国的具体存放地，特别制作地图介绍。
《西亭记》残碑的捐赠者是浙大校友林霄。他回忆自己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翘课，虽然是理工科，却有一次是逃跑去上海看卢浮宫油画艺术大展，回校后写检讨、挨处分……但艺术品实物却在一个年轻人心中埋下种子，让他后来走向收藏之路。
下文即是对这件颜碑的详细介绍：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展
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
唐大历十二年（777）
石灰岩质
左侧残高112厘米，右侧残高133厘米
宽约95.5厘米，厚约40厘米
林霄、陈钦夫妇及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捐赠
拓片局部
颜真卿存世碑刻原石究竟有多少？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今年年初，在日本颜真卿大展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别制作了地图，标识了十四块颜真卿现存碑帖原石在中国的具体存放地。
相较于我们目前所见的颜氏作品，碑刻原石的存世数量几乎寥寥，也愈发弥足珍贵。
在最为集中的西安碑林藏有七块。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先生所写《来大唐故都看颜真卿》，其中就将这颜书七碑比作中国书法史上的北斗七星。
而如今，十余件颜碑新增一件，无疑是莫大的惊喜与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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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难得的是，这件残碑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颜真卿宦游湖州时期的存世碑刻。
彼时，颜真卿69岁，正值书风完全成熟的阶段。
如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薛龙春教授所言，无论对于研究颜真卿此一时期的书法，亦或是碑刻书法“风格”诠释中的诸多因素，这件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 局部
唐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 拓片 局部
颜真卿湖州时期
唯一存世碑刻
关于颜真卿楷书西亭记残碑，薛龙春教授经过研究专门撰写发表了论文《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读记》，以下介绍即参考自薛龙春教授的论述。
一直以来，人们对这块碑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清人所编的《颜鲁公文集》，但宋代以后，几乎无人见过此碑真身——甚至没有一件拓片传世。
在文集第五卷中，记载此碑残存三百余字，即为颜真卿所作《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以下简称《西亭记》）。
而现在立在我们眼前的西亭记残碑，中部自左而右斜向横断，只存上部；顶部左右角为半圆角，下半佚失，仅存残石一块。
碑石为石灰岩质，根据复原推测，全碑原高有270多厘米。
展览现场，这件西亭记原碑以不加玻璃柜的形式展陈，以方便观众能够360°将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处角落中所留下的痕迹都能看个仔细。
由如今尚存的残碑可见，全碑四面环刻，如今尚可辨认的共有266字，和《颜鲁公文集》中的记载略有异同。
仔细看的话不难发现，其中一侧面末行落有款识，可知此碑立于唐大历十二年（777）首夏（即四月）。
此时，正是颜真卿在湖州做刺史的最后一年。
他刚刚收到朝廷召他回京的消息，在立下此碑四个月后，就告别湖州，回朝廷做刑部尚书。
颜真卿在湖州一共待了五年，走向古稀，这也是他书风完全成熟的阶段。
然而，这一时期颜真卿所书碑版鲜有留存，偶有谈及比《西亭记》晚一个月的《李玄靖碑》，将其认为是颜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然而，李碑早在南宋时就已断裂，明嘉靖三年又遭大火石碎，渐次失散，如今所见早已是覆刻本，并非颜书本色。
薛龙春教授在文中特别提到，成熟期的颜真卿楷书，有一些重要的特点：
“一是用笔圆劲，俯仰皆有弧度，具足弹性。但发力果断，不避锋芒……此外，作为文字世家，颜真卿对古体的偏爱，贯穿于他学书的始终，也体现于各个时期的碑板之中。”
这些特点，在《西亭记》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细节。
正如清人王澍曾说：“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这正是对颜真卿成熟风格的绝佳概括。
像同样写于大历十二年的《殷夫人颜氏碑》，书风就与《西亭记》完全一致，然而《殷夫人颜氏碑》如今仅有拓片传世，亦极为漫漶。
殷夫人颜氏碑
有趣的是，《西亭记》的篆额与《殷夫人颜氏碑》同样分刻碑阳、碑阴两面——碑阴之额有小篆“柳文畅西亭记”六字，碑阳上部隐约有“□（重？唐？）修梁吴兴□（郡？）”数字，当与碑阴连读，惜字口浅而泐，无法全部确认。
这种分刻两面的情况，在其他颜碑中都未曾见，而《西亭记》更是仅余的实物。
冲刷、腐蚀
千余年来它经历了什么？
颜真卿写的“西亭”，位于湖州苕溪之上，乌城县南六十步，是湖州最早的古亭之一。
1500多年前，南朝梁代太守柳恽在此建造了西亭，一时成为文人燕集之地；两百多年后，皇家子李清出任乌城县令，向刺史颜真卿提出修缮之请。
在大历十二年修好后，颜真卿便亲自为此事撰书碑文《西亭记》。
依照薛龙春教授的推测，这块碑石掉入苕溪之后，才被冲刷成如今的模样。
我们现在看到的碑阴——“字口最为清晰，点画饱满而有锋芒，可以想见用笔发力的情形，极可能是碑刻的原貌”。
再来看碑阳—由于此碑为易于腐蚀的石灰岩材质，“右侧大部字口甚浅，拓本中能辨别的字虽含糊却显得瘦硬”。
由此可见，碑阴应当是覆在泥上的那一面，而碑阳暴露在水中，受冲刷腐蚀最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碑阴也有一半被冲刷的痕迹，所以薛龙春教授判断，它在掉入苕溪时应当斜着覆如泥中，以至于在一面碑阴中出现了两种情况。
如薛龙春教授所言：“《西亭记》是我们观察这种外在力量改变碑刻风格的一个极好样本。”
许多细节，是通过观察立体的原碑而非平面的拓本才能带来的。碑石的质地、碑刻所处的环境不同，镌刻的精工程度以及磨泐、风化的程度不一，都会带来一些“风格”上的差异。
“如果我们不考虑碑石的物质性因素，我们可能会给碑阴及碑侧B面、碑阳右侧、碑阳左侧及残片背面、碑侧A面及残片正面以完全不同的风格描述：饱满、瘦劲、迟涩、混沌。一碑之中风格不侔如此。然而，颜真卿与当日的观众一定不会同意我上述的分析，倘若全碑如墓志般置于圹中，未遭水流冲刷、风雨剥蚀或人为损坏，我们也不会产生上述的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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