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导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统一战线也在探索总结中曲折发展，为克服困难和纠正失误作出了持续努力。
台湾问题的产生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先后被西班牙、荷兰、日本侵占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祖国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支持下，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继续维持“代表全中国”的政治架构对抗大陆，台湾海峡两岸分隔对立，台湾问题由此产生。
为达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的，美国设计了种种方案，但最终未能得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为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不但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还决定继续援助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联合国决定”。
1954年12月，美国与台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声称要与台当局采取“共同行动”，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给中国的统一设置障碍。
此后，尽管美国对台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但始终将台湾作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推行“以台制华”的战略。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造成了台海两岸长期的紧张与对峙。
争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共中央在20世纪40年代末确立了解放台湾的方针。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阻止了解放台湾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缓和，亚太国家求和平的呼声高涨。同时，中国开始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客观上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对台方针，开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前，毛泽东提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万隆会议后，周恩来访问缅甸时表示:如果美军撤退，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果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
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维护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可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国共已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的社论。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
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确定了对台“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工作方针。
9月，党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是党的正式文件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酒会上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党和平解放台湾的诚意。
1958年10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向台湾当局提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的办法，“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同月，毛泽东还请人给台湾领导人带话，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
1960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又指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中，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办，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原则。
在此期间，为落实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李克农、罗瑞卿等负责。
1963年1月，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并在张治中、傅作义致陈诚的信中向台湾方面提出。
“一纲”为: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即:(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一纲四目”的提出标志着中央对台政策已由“武力解放台湾”调整为“和平解决”。
宽大处理国民党战犯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提出后，中央在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国民党战犯确立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
1956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上，针对战犯问题指出: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也不好，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能是被杀，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阐明宽大处理战犯的政策:反革命中的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我们要坚持“一个不杀”的方针......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样做，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1959年国庆前夕，在对战犯进行了全面严格的审查后，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等30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特赦。此后，中央又先后特赦了6批战犯。1974年3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予以特赦，给予公民权。国民党战犯被释放后，得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各有所依，有的还被安排担任重要政治职务。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处理，使被释放人员备受鼓舞，获释后他们积极参与对外交往，联络同胞感情，并通过书信、撰文、广播等形式，宣传中央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归大陆
党和政府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回归大陆的工作卓有成效。
在“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政策感召下，国民党军政人员上千人先后回到祖国大陆。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下，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翁文灏于1951年3月回到北京，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从事地质学研究，撰写多部专著。
原东北“剿总”司令、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1955年3月辗转回到大陆，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
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对海外爱国人士发出真诚召唤，强调“‘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指出，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为争取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归国，党中央邀请定居香港的李宗仁政治秘书程思远五上北京，商讨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出请李宗仁回国看看，并强调“四可”精神，即可以回国定居;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回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可以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并指出“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来去自由”。
李宗仁得知“四可”意见后，兴奋地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李宗仁及夫人远渡重洋，于1965年7月18日安全归国，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知名人士及国民党起义将领的热烈欢迎，对海内外爱国人士产生很大的触动。
回国后，李宗仁夫妇（左三、左一）与何香凝（左二）、廖承志夫妇（右一、右二）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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