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赵孟頫篆隶书法的师承及风格

　　杨载在《行状》中称赵孟頫"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锺繇"，而关于赵孟頫篆隶书法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原因还是存世作品较少，这里根据现有的史料及作品作以简单的分析。

　　赵孟頫的篆书见于著录的有《酒德颂》、《太白登东岳诗》、《大道歌》等，但未传世。存世的也不多，多见于一些碑额之中，如：《三门记》、《妙严寺记》、《胆巴碑》、《张总管墓志铭》、《淮云院记》、《长明灯记》等，正如杨震方所说："（赵孟頫）应他人作楷、行书，已不胜其烦，故不复轻作篆，间有篆书小品而已，丰碑绝无。"从这些碑额中，我们见不出有《石

　　鼓》的影子，况且赵孟頫的篆书全是小篆，结字、用笔与《石鼓》截然不同。或许赵孟頫最初师法《诅楚文》是有可能的，因为该石就出土于宋代，《汝帖》、《绛帖》中均有翻刻，赵孟頫是有机会看到的。《诅楚文》是战国时期秦国刻石，"字形有很多与小篆相同或相近"，且结体较小篆扁方。

　　赵孟頫的早期的篆书可能就以此为主，如《王深及妻宁氏合葬志》志盖篆书及《三门记》、《三清殿记》等的题额，用笔均匀，转曲柔美，结体扁方，其中《合葬志盖》由于刻工的原因，笔画圆钝，转折也极不自然，孤且不论，但在《三门记》墨迹中，其所书篆书在笔画收笔处多用出锋，露出一个小尖，这与宋刻本《诅楚文》的收笔是一致的。另外赵孟頫写篆书，经常是用笔上是小篆笔法，而字形则是大小篆相杂，如《杭州福神观记》篆额，其中"杭"字的木字旁、"州"字等都是大篆写法，而"神"字更是明显，与《诅楚文》中"神"字写法相类似，其区别是将原本方折的地方变成圆转。

　　然而《诅楚文》的翻刻拙劣不堪，已失其原貌，如果赵以此为师的话，那么他的篆书于诸体之中成就不高也就是必然的了。而晚年的篆额，如《妙严寺记》，则体势加长，笔画粗细均匀，结体平衡，则又是以二李、徐铉等为师法，方孝孺云："近代赵魏公子昂爱鼎臣书，所作大小篆多类鼎臣。"他自己也曾说："篆法自秦李相至宋吴兴道士张有而止，后世的的有所据依"。又陶宗仪《书史会要》称赵孟頫与吾衍"相厚善"，而吾衍即是以擅写篆书闻名当时，著有《周秦刻石音释》、《学古编》等，且"专法李阳冰"，王袆也曾说："为说者曰，篆籀之学，至宋季其蔽极矣。国朝以来，子行（吾衍）始倡其说，以复于古，而吴兴赵文敏实和之，其学乃大明。"因此有可能是在吾衍的影响下，赵孟頫晚期对篆书的认识有所变化而改师二李等人。

　　元明清人对赵孟頫的篆书还是较为推崇的，如元郑元佑赞曰："皇元笃生赵文敏，扫世糠粃开群盲。龙翔凤翥彩云晚，夹以日驭扬双旌。"明王世贞亦云："第覩其配割匀整，行笔秀润，出矩入规，无烦造作，恍若所谓残滴溜，蔓草含芒之状"，并认为是"出徐骑省、周右丞上"。清王澍也说："独赵吴兴，复振起于宋末丧乱之余，渊雅骏峭，比其行楷尤为殊绝，直可上追斯、喜，下比少温"，"篆学自李丞相后，一振于少温，再振于子昂"，把赵孟頫与秦之李斯、唐之李阳冰并列，甚至称其篆书比行楷还好，肯定了赵孟頫对篆书的振兴之功，可谓推崇备至。

　　晋唐以来，篆书逐渐衰落，至元明清初则已是低谷期，但由于篆书除具有玺印和碑额、志盖等特殊用途之外，亦是小学教育的基础内容，宋太宗时"尝命徐铉、句中正刊定许慎《说文》，正天下字学，六书之义乃得不废，以隆于今"。这种在文字教育政策上的优势以及"小篆的繁难，使它保持了近乎永恒的魅力"，使得篆书在宋元时尚有一席之地，故仍有不少书家在写篆书，如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所载元人善篆隶者就达上百人之多。如果纯从艺术风格方面考察的话，这些人的篆书成就都不高，赵孟頫也不例外。

　　首先，赵孟頫向来有"用笔如飞"的美誉，称其一日能书万字而首尾如一，可见其功力深厚，然而这"用笔如飞"却是他篆书的最大弊端。如《故总管张公墓志铭》，因用笔过快而导致笔力靡弱，尤其是在转笔处和笔画相接的过渡处，均过于随意。其次，宋元时人对篆书有其独到的认识，尤其是在李阳冰那种线条粗细匀

　　结体对称的"玉箸"篆法地影响下，人们的审美趣尚开始倾向于这种"超凡的功力"，甚至"当时不管书家的笔下是什么状态，工匠都会把线条凿刻修摹得精圆匀一，如果有人不按照这种风格写篆，人们就会嘲笑其不懂篆法"。赵孟頫也没有脱俗，他有时为了追求这种笔画粗细匀一的效果，竟用烧毫或秃毫书写，如《胆巴碑》碑额即是如此。因此总体来说，赵孟頫的篆书成就较其楷、行书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而明清人对他的吹捧，一是他们所见有限，二是受当时的环境与审美趣尚影响，仅是"配割匀整，行笔秀润，出矩入规，无烦造作"就已经令他们羡慕不已了，这是不得不察的。

　　赵孟頫的隶书作品很少，见之于著录的记载也颇为简略，如吴升《大观录》载其为焦彦实所书《四体千字文》（1319 年）中有隶书一体，吴升评论说："篆隶则追摹秦汉，真逼斯、邕，诚四体俱全，八法威备者，文敏晚年得意作也。"又如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中有《敕赐贞文先生揭君碑》，注曰："程钜夫撰，赵孟頫八分书，延祐五年（1318 年）二月。"

　　再如贡师泰《题子固所藏鲜于墨迹》中说："忽传河朔专行草，不让吴兴变隶分。"在现存的作品当中，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六体千字文》中有隶书一体，自清安歧《墨缘汇观》认为"非魏公真迹，类俞紫芝"之后，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可，徐邦达、王连起先生也都认为是俞和作伪，赵志成先生认为是"临摹或伪造的赵书无疑"。今人皆以其为伪作而忽略了该卷的重要价值，我们认为不能因为是伪作而弃之不顾，因为无论是俞和作伪还是他人临摹，或是师法赵孟頫，或是以真迹为底本临仿，其总体风格还是与赵孟頫相类的，因此对于现存作品不多的赵氏隶书来说，此卷还是能从侧面反映出其师承与风格的。

　　从该卷来看，用笔上粗细均匀，横画起笔采用露锋顿笔的楷书用笔，对称的竖笔呈相背状，捺画向右下纵引，短撇尖头尖尾，结体上则整齐平正，略呈长方，与汉魏时期的隶书特征极相符，可知杨载所言"隶则法梁鹄、锺繇"不虚，只因其是小字，无魏晋碑刻的端庄，显得呆板无神。

　　隶书大兴于汉，魏晋已稍见痿靡，盛唐时期由于玄宗个人的喜好及社会风气和朝廷政策法令等的影响，书写隶书成为时尚，朝臣中相继涌现出大批善隶书家，出现了隶书中兴的局面。其后则又日趋沈寂，至宋代，更是江河日下。隶书的沉寂，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隶书已退出了实用舞台，被真、行书所代替。朱长文云："隶废已久，晋、唐诸公遂无复有知者……"

　　更何况宋人了。再加上宋初特有的"趋时贵书"现象，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而这些权臣们又多不善隶书，自然隶书的状况就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虽然有些人也在写隶书，但取法不高，诚如姜夔所说："国初以来多作唐体"，即使有称取法"汉隶"者，如王洙、杨畋等人，也是如《熹平石经》等汉魏时期的隶书，在宋人看来这时期的隶书已是"汉世旧法"了。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元代，如吾衍就说："隶书，人谓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体。"陶宗仪更是直截了当："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这对于崇尚复古、以魏晋为师法的赵孟頫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也没有什么创新，且以楷法写隶书，从而造成整体风格古意不足，其隶书艺术成就平平也在情理之中。因所见作品有限，这里只能从略。

　　当然，要正确认识一个艺术家及其成就，除分析其艺术风格之外，还要联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虽然赵孟頫篆隶书成就与其它书体相比稍显逊色，但在振兴有元一代篆隶书法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虞集曾说："且魏晋以来善隶书以名世，未尝不通六书之义，不通其义则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义，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犹得为善书者乎？吴兴赵公之书名天下，以其深究六书也。"

　　在赵孟頫的倡导下，元代书家深究六义，结合字学研究书法，出现了许多关于文字方面的著述，如应在《篆体异同歌》、陆友《八分小篆歌》、周伯琦《六书证伪》等等，使得濒于沉寂的篆隶书法在元代蔚然成风，呈现出了特有的风貌，从这方面来看，赵孟頫其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