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政治：城邦危机与希腊雇佣兵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各城邦陷入了普遍的危机。作为重装步兵主要来源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在失去了土地后纷纷破产，传统的兵制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希腊雇佣兵迅速发展，造成了城邦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公民集体意识的崩塌。

　　（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城邦危机

　　公元前 431 年-404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是古希腊城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之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还有着季节性的规律：耕种的季节和打仗的季节是分开的，没有交叉和重叠。一般等到冬天来临，城邦间就互相休战。

伯罗奔尼撒战争

　　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由于其残酷性和惨烈性，公民却不得不被迫在农耕时节前往战场，这不仅违背了古希腊的习俗，更严重影响到了公民兵的农业生产活动。这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战争，消耗了城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量的公民在战争中丧命，成片的土地被荒弃。战后广大农民更是由于失去土地而纷纷破产，使民主政体的所依赖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公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公民兵制度逐步瓦解,传统的兵制已经难以再继续维持下去了。

古希腊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城邦陷入各种各样的危机。危机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的危机主要是由于战后贫富差距加大造成的，贫富差距导致城邦内部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政权频繁更替；外部的危机则是由于以前各城邦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而战争后由于力量的重组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特别是由于斯巴达的强权政权所带来的不满。不过，古希腊各城邦并不是同时陷入危机的，曾经一些比较强大的城邦如雅典、斯巴达等，率先受到危机的影响，而相对比较落后的城邦如底比斯等，他们受到危机影响的时间稍微晚些。

　　总之，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各城邦在战后纷纷陷入危机。它的主要表现是:城邦基础的崩溃和公民兵的衰落。

　　近三十年的战争给古希腊各城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据修昔底德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城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开始瓦解崩溃。

古希腊雕塑

　　自城邦形成以来，古希腊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是公民的小农经济。在古希腊，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公民的标志。一个公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失去公民权。不过，土地的重要性并不是意味着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不发达，而是说明即使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荣，相对于农业而言，他们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是次要的。实际上，在古典时代，土地一直是个人财富的象征和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土地的破坏，以及战后土地兼并和大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城邦的小农阶级逐渐丧失生产资料，沦为游民无产者。小农经济的逐步解体，使得城邦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断瓦解崩溃。

　　在古希腊，城邦内的公民享有两个方面的特权：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和政治权利（包括人身自由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古希腊

　　但是，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其享有政治权利的前提，公民一旦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城邦的政治参与权。拥有小份土地的自由农阶级是城邦公民群体的主体，更是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基石。以雅典为例，在古典时期，组成雅典公民的主体就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财产、但却并非属于大地主所有者的重装步兵阶层和小农阶层，他们占据了公民群体的三分之二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五分之四。

　　这充分表明，自由农阶层是雅典城邦公民群体的主体。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享有来自城邦对其财产的保护权。除此之外，无论是在民主政治的城邦，还是在贵族寡头政治的城邦，自由农阶层都有权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公民大会。

古希腊

　　自由农的政治权力来自于其与贵族的不断斗争。城邦早期的军队并不是职业的，而是由城邦公民组成的公民兵。承担兵役是公民的义务，也是一种与公民政治和经济地位相联系的权利。在城邦的早期，随着重装步兵阶层逐渐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开始要求享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最终，他们与贵族的斗争不仅获得了胜利，更推动了城邦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正因为自由农阶层是城邦制度的基石，所以自由农阶层的兴旺同城邦政治生活的生命力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城邦有时候会顶住来自贵族阶级的强大压力、力图改善自由农阶层的境况、甚至向贫困农民分配土地的原因。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震撼了希腊城邦原有秩序的基础”，参战双方均受到沉重打击，希腊城邦也从此陷入危机，自由农阶级更是面临破产的窘境。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大奴隶制经济得到发展，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量自耕农破产，有的甚至沦为遭到富有农民的奴役。自由农土地的丧失，意味着公民权的丧失。富人和穷人在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不断激化，古希腊城邦的社会基础逐渐崩溃。

古希腊

　　此外，战后公民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和政治上的有权无权的分立，改变了城邦的社会风气和公民的精神面貌。这主要表现在城邦统一的公共生活逐渐瓦解，公民共同体意识日益淡化，公民责任感消退，城邦的理想开始破灭。

　　总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城邦由于不能继续为城邦内的公民提供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逐渐丧失了凝聚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城邦制度的终结，而自由农阶层的破产是导致城邦政治生活方式衰落乃至崩溃的根本性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公民兵制逐渐走向衰落。在过去，城邦一直坚持公民兵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使用雇佣兵。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使用雇佣兵已经成为古希腊世界各城邦的一种普遍现象了。战场上的雇佣兵数量越来越多，导致公民兵在城邦军事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在古风时代，雇佣兵主要盛行于公元前 7-6 世纪的僭主时期。僭主通过利用雇佣兵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这是因为，雇佣兵与僭主之间这种依靠金钱建立的关系似乎比公民兵更为可靠。

古希腊

　　僭主统治在希腊衰落后，雇佣兵一度走向低落。但是，从公元前 5 世纪起，雇佣兵的使用又开始增多起来了。尤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些军事任务和战役都是由双方的雇佣兵完成的。这些雇佣兵在战场上主要从事桨手的工作，当然重装步兵中也有他们的身影。不过，一般只有在远征时，城邦才会使用雇佣兵来替代部分公民兵。到了公元前 4 世纪，雇佣兵的使用就已经非常普遍了，就连过去一直坚持使用公民兵的斯巴达也开始使用雇佣兵了。

　　公民兵走向衰落的原因主要在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城邦危机。所谓的城邦危机，实际上是当时古希腊城邦出现的一场社会危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城邦公民数量大量削减，农业遭到破坏。同时，城邦内部也出现了激烈的内讧，使人们对城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退化，与城邦的联系减弱，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公民兵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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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瘟疫造成了城邦公民数量的急剧减少，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战后公民兵的来源。以雅典为例，雅典人在西西里远征的撤退中被俘 7000多人后，让雅典人认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够补充军队的适龄男青年了。除了被俘和战死的士兵外，战胜方有时会在占领城池后杀光城邦的成年男性。作为战胜方的斯巴达及其同盟军也面临了公民数量的大量削减。据哈蒙德估计，斯巴达在战争中损失了大约 1000 名公民，不过这对于在战前仅有 4000 名公民的斯巴达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城邦公民人口的急剧减少，造成战后一些城邦很难在短时间内重新恢复战前城邦的公民兵数量。此外，瘟疫也是造成雅典公民兵源枯竭的重要原因。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雅典第一、二、三阶级的公民数量大约有两万六千人，等到战争结束时人数急降到了三千人。

　　第四等级公民在公元前 431年约 1.4 万人，到战争结束时仅为 5000 人。总之，公元前 431 年雅典公民共有 4万人,而到了公元前 404 年，仅剩余 8000 人,公民兵源的枯竭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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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战争也给土地和农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知道，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兵主要来源于拥有小份土地的农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频繁地破坏对方的农作物和土地，导致城邦大量土地的荒芜，最终造成战后城邦内农民阶级的破产，使他们难以继续依靠土地生活，也使他们无力再继续承担公民兵的负担。

　　此外，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城邦内部各等级公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城邦还能从维护公民集体，巩固城邦政权的角度让富者缴纳额外租税，承受强迫公债，即所谓富人的“公益捐献制度”。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城邦权威荡然无存。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富人再也不肯执行昔日的公共捐献而救济贫困公民，而城邦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不仅不利于公民兵内部的团结，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兵制的继续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