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到晋代，为什么古人普遍使用“单名”，而极少用“双名”？

喜欢历史的小伙伴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我国历史上，从西汉到三国两晋的大约600年中，古人的名字绝大多数都是单名（即以一个字为名）。

比如：

西汉的刘邦、萧何、张良、韩信、刘彻、李广、刘向等；

东汉的刘秀、班超、班固、蔡伦、张衡、王充、郑玄等；

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袁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等；

两晋时期的司马炎、阮籍、嵇康、王导、谢安、陆机、陶潜等。

当然，单名并不始于汉代。早在西周，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周公名旦，都是单名；

不过，西周也有周共王（名繄扈）、周孝王（名辟方）、周幽王（名宫湦）三位君王是双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单名化的情况呈上升趋势，比如管仲、孔丘、商鞅、孙武、苏秦等，都是单名；

但这一时期，双名的人也很常见，比如晋文公名重耳、郑庄公名寤生、秦国丞相叫吕不韦，还有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颜无繇、任不齐等等。

大约从西汉开始，古人的名字中单名就占了绝大多数，而双名只是个别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国两晋，直到进入南北朝以后，双名才逐渐增加。

为什么这个时期人们会普遍使用单名呢？

显然，当时社会上应该存在着一种制度或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使大家在取名时都只选择单名。

有学者指出，形成这种制度或规范的主要原因，就是避讳。

所谓避讳，是指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人们在说话、写文章时，如果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以表示尊重。

例如，司马迁在写文章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把“谈”字都改成了“同”字，如“张孟谈”改作“张孟同”，“赵谈”改作“赵同”，即便一定要提到他父亲的名字，也改称“同子”。

所以，我们今天翻遍《史记》，也找不到一个“谈”字。

再来看《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一则小故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古代，避讳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

桓玄被召为太子洗马，坐船赴任，船停在荻渚。王忱去探望桓玄，其时他服五石散后已有少许醉意。桓玄为王忱备酒，而王忱因服五石散不能喝冷酒，于是频频命人“温酒来”。

恰好，“温”是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王忱犯了桓玄的家讳，桓玄于是呜咽地哭了起来。王忱见状打算离去，但桓玄却以手巾擦泪，说：“犯的是我的家讳，与你何干呀！”王忱因而感叹道：“灵宝（桓玄小字）你这么旷达呀！”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司马迁和桓玄的父亲不是单名，而是双名，那么麻烦的程度至少还要翻一番！

尤其是君主的名字，全国人民都要避讳，当然是单名比双名能大大降低被触犯的概率，也减少人们的不便。

例如，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5月，他下诏改为单名“询”，其诏书说：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诏书明白表示改名的原因，是为了让人减少触犯，容易避讳。

此外，汉代改名的皇帝还有汉昭帝，原名刘弗陵，后改单名为“弗”；汉平帝本名刘箕子，后改单名为“衎”。

单名的使用，把名字的字数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也就把避讳带来的不便降低到了最低程度。

这一技术性操作，渐渐便形成一种礼俗。史籍中就载有“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之说，意谓使用双名是一种非礼的行为。

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王莽时，下令全国取名只能取单名，还派使者去见匈奴单于，欲让其接受汉朝教化，更名为单名，则汉廷必有重赏。

匈奴单于见有大实惠，居然同意了，并上书汉廷将自己的名字由“囊知牙斯”改成了“知”。

不过，单名也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容易和别人重名，造成社会交往的不便。

进入南北朝以后，社会动荡，民族融合，很多少数民族的名字都是两个字以上，于是只能使用单名的礼俗被打破；到了隋唐以后，尽管避讳之礼依然存在，但双名已经突破原先的限制，终于与单名一样大行于世。

今天，单名和双名构成了中国人名字的主体！你觉得单名好，还是双名好？欢迎留言发表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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