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存还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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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书友们：

　　今天我们来读司马迁。如果我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是司马迁，应该很少有人会反对吧。

　　《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耗尽了太史公司马迁一生的心血。历代以来，人们毫不吝啬对它的赞美，把最高的评价、最华美的辞藻都给了《史记》及它的作者司马迁。

　　读《史记》时，里面的人物仿佛是有血有肉的，他们不是简单史料的堆砌，而是倾注了作者的满腔热血和情感。人们往往惊叹于司马迁的旷世才华，也为他的不幸遭遇而扼腕叹息。

　　年轻的司马迁在“ 读万卷书 ” 后，还“行万里路”，遍访名山大川，并与燕赵间的英雄豪杰交游，这些经历扩张了他的心胸，陶冶了他的气质，使得他的文章大气蓬勃。

　　司马迁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史记》的写作，又是因何缘由而遭受腐刑加身的呢？是否是苦难成就了司马迁的人生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鲍老师的解读——《司马迁：生存还是毁灭》。

　　《风流去》

　　中国青年出版社

　　鲍鹏山/著

　　司马迁

　　生存还是毁灭

　　（上）

　　面对着司马迁，面对着这位“史界之造物主”（梁启超语），我惶恐不能下笔已经很久了。汉代人物，在司马迁之前的，我已写了多位，我满怀渴望却又小心翼翼地走近司马迁，待终于走到他的面前，面对他那迫人的光辉，我有一种无法睁眼的感觉。我感觉到他无比巨大的存在，却无法把握他的一丝踪影。于是，一个白天一个白天我在校园里转悠，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我在书房中叹息。我的纸上没有写出一个字。

　　现在，又是凌晨一点多了，万籁俱寂。城市沉睡了。那受尽屈辱而傲岸光辉的灵魂，醒来吧！给我以教导！

　　我不知不觉地低声吟诵出下面的文字：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对了，这是朱生豪所译的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一段有名的台词。这一段我在大学时光就倒背如流的台词，在我的内心时时激起生命的激情。我不相信还有人译莎翁比朱生豪更好了。现在，夜深人静，我再一次被这段台词所感动。而当我吟诵到“一柄小小的刀子”时，我的心头一惊：太史公！你的那柄小小的刀子呢？！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领略到太史公精神世界时的激动。那是在大学，也是夜深人静，漫长而令人倦怠的暑假，同学们大部分都已回家。我独自一人坐在赭山脚下被黝黑的山影树荫掩盖住的教室里，一篇一篇地读着项羽、屈原、贾谊、李广，滑稽与龟策，游侠与刺客……一夜，整整一夜，我没有回宿舍，整整一夜，一边拍案，一边叹息，时而热血沸腾，时而热泪盈眶。山深处不时传来宿鸟梦中的怪叫，蝙蝠不时地从窗子飞进，掠过头顶，扇起几缕头发，又从另一边窗子飞出。世界如此安静，大楼有些阴森，但我感觉到了司马迁的存在：他就在这儿，就在这静夜里，就在我身边！我走到窗前，望着赭山山顶上的满天星斗，太史公！哪一颗闪亮的星星是你？

　　直觉告诉我，司马迁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不要说和后来的那些头脑冬烘满纸道德废话的史家不同，就是和孔子、左丘明也不相同。孔子的面孔太严肃了，他是历史的审判者，历史人物都是他的道德法庭的嫌疑人；左丘明的面孔太中庸了，他是历史的书记官，为孔子的判词做道德注释。而司马迁则似乎是与他笔下的人物同生死于时代，共挣扎于命运，他们一起歌哭悲笑，一起升沉荣辱。包世臣说：“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安吴四种》卷九）延伸一点说，《史记》中所传的历史人物之身，亦即史公之身；史公之身，与他笔下的人物同遭难，共受苦，同欢乐，共命运！

　　带着这种直觉，我试图寻找太史公与一般史家的区别。我想，在孔子传统下的中国史家，大都是用他们头脑中固有的价值观念——主要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价值观念来考据历史，记录历史，评价历史。史家必须兼具书记员和审判官的双重职能。他们是把历史当作这样的对象来处理的：历史是一个事实，但却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事实；是一个经历，但却是人类“曾经有过”的经历。它对我们的意义与价值，乃在于为我们提供一种道德案例。我们关注的乃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事实中透析出的道德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样，作为对象的历史，就被我们判为死亡的东西。事实上，也正因为它们是死亡的——或说已经终结、完成、结案，它们才具有道德案例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必须死亡，至少我们应该假定其死亡，或命令它死亡。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对历史盖棺论定。

　　已经死亡的历史当然不具备让我们关心的资格，“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学家们常常这样说。这话假如不是出自感慨，那就一定出自他们长期的史学训练而练就的冷酷的心。面对历史，我们常常如同面对一个蒂落的熟瓜，我们只是榨取它们，而不必牵挂它们；又如尸检官面对一具尸体，只是解剖它，判定其死因，写出尸检报告，而不必对死者表示尊敬与哀挽。

　　我并不否定这样做的意义，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符合历史事实——历史确实已经过去了，消失在另一个时空了——也符合学术操作规范。

　　但司马迁则异乎寻常地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对历史对象的处理方式：他抚尸痛哭，为历史招魂，让历史复活。他让历史的幽灵飞临我们现实的天空，与我们共舞。他的历史，是“活的历史”（living past）。在司马迁笔下，那些已经过去的人物永远生动。生动者，有生命而灵动也。太史公笔底的“当下性”，让这些人物永远同读者同在一个时空，一样生龙活虎——甚至，正如前人已经指出的，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而一些活着的人却死气沉沉。他笔下的历史比现实还生动。

　　孔子及其传统下的史家，要在历史中发现必然性，发现逻辑的力量及人类德性的力量；而司马迁，他虽然也满怀无奈与感喟地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并在其著作中对之加以勾隐索微，但他真正的兴趣，则是关注着人类天赋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气下的义无反顾的心灵；关注着历史人物的血性、气质、性情，以及那种冲决逻辑的意志力量。一个不相信不承认不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史家，不是一个老实的、心智健全的史家；但仅有历史必然性而没有自由精神，仅有逻辑而没有意志，仅有理性精神而没有宗教崇高，匍匐在必然性法则之下而不能歌颂个体生命对必然性的抗争，必不是一个伟大的史家。这种伟大的史家必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悲剧精神，所以也往往是伟大的悲剧家。我们在古老的史诗中可以仰望到这样的人物，像荷马及荷马史诗。那是一种怎样的伟大呀！史与诗的结合，可不就是历史必然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的结合么？在史诗中，历史必然性与个人自由意志的永恒冲突，不就是其作品内在张力与其无限魅力的来源么！

　　在中国，若要找出这样的一个绝顶的人物，一个无师无友、无复依傍而卓然特立的人物，可不也只有一个太史公么！

　　司马迁

　　生存还是毁灭

　　（下）

　　班固曾以一个废话大家的口吻，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明代倡“童心说”的李贽反击道：

　　此班氏父子讥司马迁之言也。班氏以此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也……

　　《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藏书·司马迁传》）

　　《史记》，在价值判断上，“颇谬于圣人”，但这正是司马迁不朽的地方。按圣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岂非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司马迁言词出于己心，出于自己不可遏止的情怀，是自己发愤之作，是自己的“独见”。“独见”者，“独持偏见”也。李贽自己以“异端”自居，而称赏司马迁之“独见”，果然是知己之言。司马迁当初一意孤行，今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行世界行鬼界，独持偏见见史心见人心。若班固，又何知！

　　班固确实不能认识到司马迁之伟大杰出，他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实在是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他甚至把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称之为“尊宠任职”，与《盐铁论》中那一帮小文人一样没腔没调，没脸没皮。《盐铁论·周秦篇》攻击司马迁“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他们何足以知道司马迁内心的痛苦？司马迁所遭受的苦难，在班固那里，是永远不得昭雪了。

　　班固还把司马迁与东方朔等人一同列为“言语侍从之臣”，这显然也是有意的贬低。他既不能认识到东方朔的深刻与无奈，更无以了解司马迁之伟大与痛苦。东方朔与司马迁，有着很大的区别。

　　东方朔是智者，司马迁是迷者。

　　智者冷，迷者热。智者理性，迷者性情。

　　智者只有冷笑，迷者往往痛哭！

　　东方朔乃先知先觉之人，他狡猾，自私，志向低贱而智慧高超。聪明压倒良心，动物本能压倒精神追求。眼高而手低。眼高，故视人如无物，满朝文武哪个入了他的法眼？手低，故袖手旁观，当代大事哪件是他办成？他因此圆融精粹，功德圆满，明哲保身，全身而退又寿终正寝。

　　司马迁则不然。他是痴情痴性之人。早年他“忘室家之业”，“务一心营职”，原为建功立业；后来作为史家，又岂能一无信奉？一有执著，便陷痴迷。他热情，多爱，志向远大而性情天真，良心压倒聪明。作为史家，多少历史悲剧在提醒他勿重蹈覆辙？然而他竟重蹈覆辙。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

　　如果说，游刃有余的生存智慧使东方朔显得聪明、幽默、滑稽而可爱；那么，苦难，使司马迁伟大。苦难，唤醒了他的天才，唤醒了他内心的人道良知，使他对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异乎寻常的敏感与反感。

　　大约在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的行踪消失了。

　　一个伟大的历史记录者，他为多少人留下了从生至死完整的行状？但他自己，却走向历史的迷蒙中。

　　多少学者在考究他死亡的时间与原因。我想我能明白：他的《报任安书》就是他的绝命之作。任安给他写信请求荐举那么久了，他不回信，偏等到任安被打入死牢一切都不可挽回时，才给他回这封信——而这信，又并不是对任安有什么交代，而是交代自己的遭遇及心灵——这难道不奇怪吗？是的，他的这封写给狱中死囚的信定会被狱吏上交，所以，这封信是写给武帝的！他要对他进行控诉，而后世的一切读者，都将做他的目击证人——他控诉武帝对他的迫害，他也对之报以轻蔑的哂笑：我，司马迁，以一个人的微弱的个体力量，顶住了来自庞大体制及国家机器给我的一切压力，完成了《太史公书》的创作！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不朽了！现在，我已无所畏惧了！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我曾经如勾践、伍子胥一样隐忍，而现在，我可以学学项羽、李广的壮烈了！

　　于是，我似乎看到，当司马迁让人把这封信送走后，转过身来，平静地走到书桌前，在案下拿出了那把“小小的刀子”，这“小小的刀子”闪着精致而冰冷的光，司马迁端详着它，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死亡是人类集体对个体的背叛。但假如这死亡的个体是“自裁”呢——那当然是个体对集体的背叛。

　　集体因之蒙羞。因之负罪。

　　我们一直负着这笔血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