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新中国第一个地震队

新中国第一个地震队是伴随着新中国诞生的炮声孕育的。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即由上海市军管会军管，军代表徐今强随即进行整顿，在石油勘探方面，先恢复了重力队，又积极筹备地震队。

保护地震仪

中国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

1939年9月，获得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物理系博士的翁文波，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回到祖国，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并开设了地球物理勘探课。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抗战情势下，翁文波恨不得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贫油的祖国。他一边授课，一边利用实验室的废旧零件，自制仪器，到四川石油沟的巴1井进行测井实验，测出了电阻率曲线。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电测技术测井，开创了这一学科在我国应用的先河。

1941年5月，翁文波听到玉门油矿老君庙发现主力油层的喜讯后，兴奋得失眠了。他毅然辞去教授职务，给远在上海的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便带着助教赵仁寿和自制的重力仪、测井仪，闯进了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开始了寻找石油的生涯。他应用测井技术指导钻探，提高了原油产量，使当时玉门油矿的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

1945年，翁文波组建了我国第一支重磁电测量队。

他带领20多名队员，在东起张掖、高台、酒泉，西至玉门、安西、敦煌等广大地区进行重磁力普查勘探，深入祁连山和北山做区域剖面，并沿线观察地质露头。1946年3月，他们完成了《甘肃走廊西部重力测量提要》报告，并绘制了河西走廊十万分之一的地质、重力综合图。

1946年6月，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翁文波赴任勘探室主任。

他前后又组建了两个重磁力队，历时两年，对台湾岛3.6万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了第一次重力勘探。此时，百万雄师即将渡江作战。194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将石油公司一分为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要把一部分技术骨干转移出去。此时，翁文波突然接到三封匿名信：一是让他别去台湾，许多知识分子在看着他的去留；二是请他保护好进口的地震勘探仪器。

翁文波热爱自己开拓的石油勘探事业，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寄希望于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他凭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直觉和判断，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把重要的资料和一些仪表藏在掏空的夹壁墙中；又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民党军队把守的层层防线，把最宝贵的进口地震仪主体部分，藏到了中央银行的金库里；他自己也躲了起来，等待着新中国的诞生。

隆隆的解放炮声隐约可闻。一行国民党马队来到设在上海枫林桥的石油公司勘探室，为首的问看门人：“翁文波主任在不在？”显然他们是要将翁文波带去台湾。看门的工人说：“不在。”马队一行人在勘探室里乱搜一通，最后没趣地走了。

筹建地震队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

石油公司勘探室主任翁文波把遵照地下党指示保存下来的一台美制轻便24道光点地震仪及有关资料，作为对新中国成立的一份厚礼，交给了接管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

1949年6月，翁文波将这台地震仪从保险库里取出来，着手筹建新中国第一个石油物探地震队，同时，在上海枫林桥成立了地球物理实验室。该室主任赵仁寿和工程师孟尔盛、王敬耀、林大中、刘德嘉等参加了筹建第一个地震队的工作。负责人是刘德嘉。

1949年7月，石油公司开始培训勘探工人，从本公司挑选了38名年轻的勘探工人开办了“工役司机专业训练班”，分为测量（地质、重力）、钻井（深井钻探）、料账（器材供应）3个科，予8月1日正式开学。先课堂学习3个月，后到野外实习。

8月初，在测量科学习地震勘探技术的高大容、潘廷高、陈林桐、林裕昌、王建民、李汝勤、杨振兴7名学员，和勘探室的李长海、郭荣发两名技工，共9人编为地震队第一批勘探工人。是年底，地震队配置了测量仪器、美制飞灵300M型车装钻机、人工推磨钻井用的设备器材和其他材料、工具及炊具物品。

1950年1月，翁文波主任亲自当地震队领队，带着勘探室部分技术干部和9名工人，第一次开赴野外实习，先在上海浦东六里桥做地震勘探试验。使用的仪器就是美制轻便24道光点地震仪。由于地形限制，飞灵钻机车没有开去，钻井组是以人工推磨钻井和人工挖炮坑的方式为仪器组提供炮井。全队借用了农民的房子，食宿、工作、库房都挤在一屋。

六里桥试验任务完成后，翁文波又领队转赴苏州木渎镇、吴江石油港和太湖做放炮试验。3月初，又转至江阴县东门外德积乡农村做试验工作。翁文波工作认真，抓紧时间培训人才，对工人也是手把手地教。在翁文波的耐心指导下，高大容很快就从原先的搬运工人成为新中国第一名地震仪器操作工人。

翁文波精心培养技术干部，先后安排了勘探试验室的林大中、赵仁寿、刘德嘉3位工程师在野外勘探试验工作中轮流担任地震队长。1950年下半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和大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陆邦干、潘祖福两人又分到地震队工作。这给地震队增添了新的技术骨干力量。

1950年8月,地震队在常熟县西港镇完成试验任务后又返回江阴县钻一口地震勘探实习井，井位在江阴县东门外太子圩港镇。这时，刘德嘉工程师担任队长。他将飞灵车装钻机用木帆船从上海经内河航运到目的地，安装开钻。地震钻井组的工人在经历了半年多时间的人工推磨钻井以后，第一次正式使用飞灵钻机钻井，历时两个月，成功钻成了一口井深260多米的地震勘探实习井任务。

刘德嘉队长早年留学德国，曾获博士学位，精通石油钻井业务，后来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专家。这时他担任地震队队长，严密组织钻井施工，对工人严格管理，在整个钻井过程中，始终是严肃认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总是很清楚地掌握着钻井情况。钻井工人三班倒，刘德嘉是班班到现场。他还耐心地给大家讲解钻井理论知识和传授实际操作经验，提高大家的钻井技术。1950年底，大家在苏南完成了实习、试验任务后回到上海。

奔赴大西北

1951年3月，在上海筹建了一年多时间的新中国第一个地震队，奉命离开上海，来到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设在西安的西北石油管理局。

这时上级正式宣布中国石油物探第一个地震队成立。当年的任务是到陕北延长油矿外围进行地震勘探。于是，赵仁寿队长同苏盛甫副队长率领技术员陆邦干、潘祖福和工人李长海、潘廷高、高大容、郭荣发、陈林桐、林裕昌、王建民、李汝勤、杨振兴等开赴陕北。

当时翁文波已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

他很关心第一个地震队的成长，便随队到陕北。全队借住在胡家村、严家湾村农民的窑洞里，在延河两岸的胡家村、严家湾、杨家沟、冯家村、七里村等几十千米地区展开工作。陕北的地理环境很复杂，千百条沟壑纵横交错，一块块黄土高原边陡顶平，河上没有桥，从延安到延长才几十千米路，汽车在运河中往复经过22次，交通十分困难。

仪器组出工时，全靠干部工人自己抬仪器，扛炸药，下山沟，上高原，非常艰苦。当年，翁文波已49岁，赵仁寿队长47岁，苏盛甫副队长也37岁了。陆邦干和潘祖福算是年轻的干部，那时才20多岁。白天在野外，队里的干部和工人一样干活，晚上收工回窑洞，他们就借着蜡烛光计算解释资料。没有办公桌，他们就匍伏在土炕上书写。一段时间后，翁文波写出了一份《陕北潜山》的地震勘探成果报告。这是陕北早期物探史上一份很重要的资料。

当时，钻井组使用的飞灵300M型车装钻机在延河对岸的杨家沟钻井。这段河上没有桥，需要涉水过河。谁想到一天夜里，突降大雨，天蒙蒙亮大家赶到河边一看傻了眼，河水涨到齐腰深了，雨水还在继续上涨，可钻机还在河对岸，留下值班的又只有一个人。河水会不会把钻机冲走，那可是全国石油单位唯一的车转钻机呀！林裕昌和钻井组的郭荣发在当地民工的帮助下，冒雨渡过去，而郭荣发还不会游泳。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过河的。大家把钻机车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才放心了。

吃一堑长一智，克服困难的办法总是有的。

后来，大家请当地有挖窑洞经验的民工做指导，钻井组全体上阵在井场旁的黄土山壁上，自己动手奋战两昼夜挖成了两眼小窑洞，树枝编门，垒土成灶，全组6人乐呵呵地住了进去。轮流做饭，食宿都在井场，虽然艰苦一些，但对大家完成这一口204米深的资料井，解决了很大问题。

1951年下半年，朱松元、陈健雄、蒋传宝、邓敏明等应届大专毕业生来到地震队工作。

这时，队员已有20多人。这一年第一个地震队先后在陕北延长油矿外围、延河两岸及四郎庙、铜川县城郊进行地震勘探，年底回到西安总结工作，检修仪器设备，整训队伍。一天，第一个地震队在西安检修仪器后要做试验工作，赵仁寿队长要大家去铜川县库房取回200个雷管急用。当时队上没有汽车，火车和长途公共汽车严禁旅客携带易燃易爆炸危险物品。怎么办？

林裕昌提议自己乘火车去，骑自行车回来，随身带回雷管，准能完成任务。领导同意了。他就带上自行车，从西安乘火车到了铜川，取上雷管，骑着自行车就往回返。在古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大道上奔驰，他历经了140多千米路程，淌了很多汗，到第二天傍晚才骑着自行车回到西安，心里甭说有多高兴啦。

炮声震祁连

1952年初，赵仁寿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勘探处副处长，苏盛甫任第一地震队队长。留下一部分队员筹建新队。

3月初，苏盛甫队长奉命领队从西安出发，去甘肃酒泉盆地开展地质勘探，目的地先到玉门油矿。林裕昌和郭荣发是驾驶飞灵钻机车离开西安向西行进的。离开西安，车行10千米到了三桥，这里有公路交通管理检查站。一位检察人员对飞灵钻机车验证检查，看到行车证上证明车重是12156公斤时说：“三桥有一根桥墩损坏了，12吨以上重车过桥有危险。”

林裕昌听后面露难色，心里焦急。

一会儿，他见这位检察人员进站取回红绿两面指挥旗，对他说：“走，先去看看桥，再想办法送你们过桥。”就这一句话，立刻使他和郭荣发精神振奋，跟在后面往桥上桥下再三查看，在那根坏桥脚的桥面部位做了记号，检查员嘱咐林裕昌过桥时，车离记号要远，车行要稳，车速要慢，单独放行钻机车，使钻机车安全顺利地通过了三桥。当林裕昌向这位检查员道谢时，他谦逊地说：“这是我们检查人员应该做的事，不必客气。”他还希望林裕昌谨慎驾驶，安全行车，胜利完成任务。短短数语，使他们深深感动。西安三桥公路交通管理站干部工作作风过硬，真诚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这种作风可贵。

过了一桥又一桥。

车行10千米，又到了通往咸阳的必经之路——渭河铁路大桥。汽车轮子要在傍有单根枕木的铁轨上通过，夸张一点说，真好似杂技演员在表演“走钢丝”。林裕昌这个上海大城市平坦的马路上开车，经历很短，技术也不高的司机，这时真是提心吊胆了。守卫在桥头的解放军战士告诉他，要小心开车，不能在桥上停留，很快就有火车要经过。

林裕昌和郭荣发两人此刻正是难极了。

不过桥不行，过桥“走钢丝”在技术上没有把握也不行。他俩反复商量后，认为郭荣发在前面指挥引路，林裕昌小心开车，照着郭荣发的手势把稳方向盘，不让车轮滑下铁轨枕木，就可以安全过桥。于是郭荣发在前面，面对钻机车退着走，精心指挥着。林裕昌连眼皮也不敢眨一下，看着前方，小心翼翼地开车，直到安全通过了渭河铁路桥，才放下心来。那时天气还很寒冷，可是林裕昌和郭荣发两人竟是汗流满面，内衣也湿透了。

钻机车到兰州时，正遇上黄河大桥进行加固，工程指挥部公告：载重8吨以上的车辆不准过桥。可飞灵钻机车全重12吨，即使卸下钻机井架等装备，还是超过8吨，也不能通过大桥。苏盛甫队长召集大家研究钻机车早日过黄河大桥的办法，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铁路上过河。于是就向兰州火车站申请托运。兰州站同意用平板车皮将钻机车运送到黄河对岸的老河口车站。可又遇到了新问题，铁路方面规定，高度超过4.2米的物件不能运，飞灵钻机车的高度是4.25米，超高5厘米，铁路方面坚称不能运。林裕昌就将钻机车10个车轮的每只轮胎都放掉一部分气，使车身高度下降了5厘米。飞灵钻机车装上火车后，他押车随行。

火车开出兰州站5分钟，就进了隧道。在黑黑的隧道中，林裕昌用手电筒照着钻机车的车架，眼看井架似乎就要撞上隧道的顶壁，真是玄极了。这时他才深深钦佩铁路职工工作认真，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好作风；也庆幸自己老老实实听从了铁路方面的要求，执行了规定，把飞灵钻机车的高度降下来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52年3月中旬，第一地震队安全到达玉门。这时，翁文波从北京赶到，带着苏盛甫队长和全体队员向玉门矿务局局长杨拯民介绍情况。杨拯民热烈欢迎第一地震队来酒泉盆地开展地震勘探工作，当场指定在座的玉门矿务局地质处处长具体负责支持地震队工作，帮助解决困难问题。此后，第一地震队即从玉门油矿西北的青草湾开始，在祁连山麓的戈壁上连续不断地响起了地震物探的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