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的悲剧：在皇帝和洋人之间两头哄骗

十年砍柴公号 文史砍柴

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常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以现在的眼光来分析当时诸大员行事，简直把国事当作儿戏，尽耍小聪明，像幼儿园小孩撒谎骗老师那样。可再了解当时清帝国政治结构和运行规则，又会对那些官员有同情之理解，处在当时情形下，他们那样做，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主流史书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多强调英国趁中国陷入太平天国的内乱，企图扩大在华权益，对清廷提出“修约”要求被拒绝。最后伙同法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悍然出兵侵华。
这个描述当然不错，但历史的大事件之发生，往往由某些小事引发，历史拐弯处的一些细节很值得注意。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言，最早导火索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英国要求清廷履行两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诸条款，具体而言就是第二款有关英国人入城事宜。当然，今天中国人仍然可以说这是英国人借题发挥，但中国官府未能履约，而是设法敷衍、拖延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口实是自己送给人家的。在这个大事件中，清朝宗室、曾任两广总督的爱新觉罗·耆英扮演了一个可笑而又令人同情的悲剧角色。
耆英是嘉庆朝东阁大学士禄康之子，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廷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同年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耆英同伊里布在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一条约第二款规定：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这一款规定英国商人随同家眷可居住在港口——港口一般在城外，而英国领事等外交官住“五处城邑”，也就是说明确了英国人可以进城。对中国百姓来说，大多数分不清英国商人和外交官的区别，也没法区分别。外交官进城设立领事馆长住其间，便是洋人入城了。上海、福州、宁波等处，这一条顺利地履行了，而在广州遇到了麻烦。
广州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地位远非其他四个城市可比，是两广总督、广州将军驻地。当地民风强悍，老百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和英国人打过仗，非常痛恨洋人，大多数士民坚决反对“番鬼”入城。
《南京条约》的英国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因有功被任命为香港第一任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及商务总监，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签约时的中方代表耆英。两位中英高官是熟人，沟通起来较为方便。
耆英知道如果贸然允许英国人住进广州城，会激起民变，那么他这位两广最高军政长官是难逃干系的。于是采取捣糨糊的方式，尽量拖延。为了维持他和璞鼎查的关系，这位黄带子降尊纡贵，认了璞鼎查的长子为“干儿子”，结了“干亲”，对方总不至于太为难他了。
1844年5月7日璞鼎查卸任总督一职，返回英国，接任的德庇士仍然坚持英国人要入广州城。那时广州城内外仇英气氛很浓，像个火药桶一触即发。广州府附廓县之一的番禺县一社区贴出揭帖曰：

但见番鬼到来， 务宜齐心留意防备，如有再敢欺藐 ，立将番鬼杀死 ，放之河海 。若番鬼尽出，与我乡内撕杀，番禺合县统众，尽杀其鬼，烧其洋楼，令其无容身之地。

耆英不敢得罪英国人，也不敢触怒民意。怎么办？只能两边糊弄。一方面对德庇士说，广州老百姓桀骜不驯，很难搞定，这事不能急，我尽量去找士绅疏通。他以两广总督的名义在广州城贴出告示，明确告知百姓英国人进城是合理的要求，大伙不许阻挠，云：“且现在通商五口，除厦门无城郭外，其余福州、宁波、上海等处，皆许英人入城，并无滋扰情事，广州碍难独为拒绝。”而另一方面，他想利用汹汹民意来吓阻英国人，私下告诉广州士绅代表，说官府的布告贴出来后，你们可以贴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揭帖，让他们知难而退。
于是，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按照官府的吩咐，轰轰烈烈发动起来了。最搞笑的是，揭帖一多，就有直接指责官府软弱无能的内容了，最后引发官民冲突，把广州知府衙门焚烧了，知府刘浔受了轻伤，仓皇逃走。
1845年升任广东巡抚的黄恩彤（山东宁阳人），是个明白人，他对发动群众运动来给英国人压力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如此评论道：

一二粗通文墨、不安本分、不知谁何之人，徒欲假忠义之名，自快一时之笔舌，今日标红单，明日出白帖，刊刻张贴，欲以空言吓夷胆，不知区区伎俩，早为洋人窥破。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

这种向民众忠君爱国之热情泼冷水的说法，自然不讨喜，被视为近乎汉奸之论。道光二十六年黄恩彤遭时论斥责，被参劾降级使用。
夹在中间的耆英所持的仍然是“拖”字决。他对英国人一再诉苦，说粤人犷悍，这事不能强行推进。1847年4月他答应两年后，一定把这事搞定，让英国人入城。英国人也觉得有道理，也就应允了再等两年。
耆英的如意算盘是，他已经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呆了好些年头了，再过两年肯定调回北京城了。果然，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耆英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不久拜文渊阁大学士。这就是相当于做了相国。广州的烂摊子，留给了接任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
徐广缙和叶名琛较之老油子耆英，对英国的态度很强硬。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换成了文翰，1849年初，文翰向徐广缙发出照会，要求履行耆英曾经答应两年后允许进城的约定。徐总督的回复是：此约系前任总府耆英所许，乃姑为权宜之计。今民情激愤，众怒难犯。意思是无法答应对方的要求。
文翰于2月17日邀请徐广缙到虎门海面上英国军舰上会面，再次要求进城。并且认为即使没有和前任总督耆英的两年之约，按照《南京条约》规定，早就应该入城了。徐广缙仍然以民情汹汹反对洋人进城来应对，并伪造了一封道光的上谕来让英国人死心。这道糊弄洋人的假上谕里有这么两句话：“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意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纾商力。”
英国1842年在第一次阿富汗之战中败北，损兵折将，支出了超过1.5亿英镑的巨额军费（约相当于当时英国1年半的财政收入），1847年国内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还没有做好在远东对清帝国采取强硬措施的准备。文翰通告在广东的英国商人，不要强行进广州城，并对徐广缙表态，进城一事可先搁置不议。
徐广缙以为英国人终于知难而退，便向道光帝上奏说英夷从今往后不再提进广州城的事了。道光帝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个难得的喜讯，于是下旨将徐广缙大大地夸赞一番：“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特赏两广总督徐广缙双眼花翎、世袭一等子爵，特赏广东巡抚叶名琛为世袭男爵。广州阖城士民热烈庆祝这次对洋人的重大胜利，集资盖牌楼以示纪念，并以士绅的名义恭献“众志成城”之匾额给徐总督、叶巡抚。
中国官员哪能想到，英国鬼子做事是那样持之以恒，入城之约不可能永远拖延下去。两广总督没法沟通，那就一路北上要说法。因为中美《望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条约“恐不无稍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给这个条约留下了12年后修订的活口，英国因为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其他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所享有的待遇，他必须当然地享有。于是以此为由，1854年英国公使邀请美国、法国公使一起坐船北上，要求修约。他们在南京与两江总督怡良接触，怡良这个老滑头说通商事宜归两广总督管，和他没关系，打了一通太极。英国人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直隶总督桂良闻报 ，连面也不见，派长芦盐政文谦和前任长芦盐政崇纶接待了几位公使。
碰了一鼻子灰的英国人这下明白，走外交途径看来彻底没戏，只有出兵，让炮舰来惊醒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大臣。
战争打响后，徐广缙运气好，因为是咸丰帝心目中的能吏，被调任湖广总督，去对付太平军。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此人三十八岁就做了巡抚，志大才疏，对英国人强硬，不谈判，可也不备战。英国人打进广州城，将其俘虏，押送到英国殖民地加尔各地，最后客死异邦。其情可悯，其节可敬。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止损的。大清君臣做事有路径依赖：兵临城下时签约，危机暂时解除就不认账，或者推脱，引起对方更猛烈的攻击。直至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北京条约》加《天津条约》，吃亏太多。单就领土而言，沙俄以调停之功，攫取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
英国人攻占广州城后，缴获了两广总督衙门里的公文档案，让人翻译成英文，发现他们以前印象很好的大英帝国“老朋友”耆英中堂，竟然两面三刀，在给皇帝的奏章（文稿在衙门有存档）中说的，和对英国外交官说的完全不一样，耆英在上奏皇帝时没有如实禀报英方的要求。英国人的气愤可想而知。1858年英国人打到天津，咸丰帝令长年与英国人打交道的耆英代表清廷去谈判，被英国人断然拒绝。
耆英在洋人和皇帝之间两头哄骗的把戏穿帮了，咸丰帝大怒，先罢官，后令其自尽。耆英被赐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咸丰帝这位青年天子态度不够恭顺。清末户部文选司郎中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载：

耆平日实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奖耆“有守有为”之语，于是耆相大书一联悬之客厅，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此罢官时考语。故意令人见之。此联轩轾两朝，含有阳秋，有人言之当权者，此自造杀身之祸也。

对咸丰帝斥责自己，他竟公然以对联的形式发牢骚。意思说皇帝您的父亲先皇道光帝曾夸奖我“有守有为”，您却说我“无才无能”，到底谁说得对？此乃近乎讥讽咸丰帝不孝呀。真是找死。
在晚清那样的政治生态中，耆英这样的大臣，不敢将夷人的无理要求如实向皇帝禀报，也可以理解。因为对皇帝来说，是因为做臣子的办事不力，洋人才会提出无理要求。这样的难题你们自己不消化，还将矛盾上交，让皇帝来解决。这是不够忠诚与尽责。
做臣子的只能两头哄骗，寄希望于麻烦被弥缝过去而不穿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