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得先看我们怎么定义“文字狱”。如果将文字狱界定为以文字获罪入狱，那必须承认，宋朝其实也是有文字狱的，比如北宋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比如南宋的江湖诗案。
但是，如果我们将文字狱理解成以思想迫害为特征的恐怖统治，那应该说，宋朝是没有这样的文字狱的，而明清时期，则出现了这样的文字狱。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宋朝的诗案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会发现它们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1、不管是乌台诗案，还是江湖诗案，毕竟都没有杀人，苏东坡只是被贬到黄州当一个闲官。而明清的文字狱却动辄杀头、灭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苏轼生活在明朝的朱元璋时代，或者生活在清朝的乾隆时代，肯定难逃一死。
2、宋代的诗案只是偶发的个例，而明清的文字狱却遍地开花，清乾隆时期更是形成了“文字狱”的一座历史高峰。有人统计过，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总和。说起文祸之烈，罪孽最深重者，莫过于乾隆。
3、宋代的诗案都有着党争的背景，不过最后的定罪却未泛政治化，在制勘过程中也严格遵守宋朝司法的程序。反观之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情况恰恰相反：哪怕是鸡毛蒜毛的事情，也要无限政治化，上不封顶，下无底线，寻常的文学修辞可以上升为“大逆不道”的政治重罪。你去看清代“文字狱”档案，会发现清廷使用最多的罪名便是“谋反大逆”。
所以准确地说，宋朝有文字狱，但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的文字狱。至少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宋朝比较文明，而明清比较野蛮。
这个问题，首先就得反问一句：难道宋朝没有文字狱？
在宋朝的历史大事里，如果说有哪一个话题，千年来一直被严重美化。那就有“文字狱”这个话题。后人大多艳羡宋朝的文化繁荣，甚至感动于宋王朝“不杀文臣”的承诺。这么一个重视文化且文官当家的王朝，怎么会有恶治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事实证明，宋朝的“文字狱”，丁点不稀罕！
比如宋初名臣胡旦，就曾倒霉中招，而且比起历代好些知识分子仗义执言招祸的“文字狱”，胡旦这次更倒霉，当时胡大才子精神抖擞，给宋太宗上了《河平颂》，热情歌颂宋太宗英明神武的表现。但无奈宋太宗文化水平太低，如此热情洋溢的文字，竟然看了半天都看不明白。外加此人又是出名小心眼，看不明白就瞎琢磨，竟怀疑胡旦有意嘲讽他。这下胡旦马屁拍到马腿上，被宋太宗狠狠一脚，踹到商州做团练去了！
如果说胡旦这番磨难，还属于倒霉撞上了小心眼的宋太宗，那么有时候就算摊上好脾气的皇帝，在宋朝犯上文字狱也没跑。比如宋仁宗就够好脾气，属于那种朝堂上被大臣喷一脸吐沫都不发火的老实人。但宋朝婉约派一哥柳三变，因为屡试不第写了几首牢骚词，却叫宋仁宗看的发了火。几年后柳三变好不容易中进士，只见宋仁宗大笔一挥，冷冷把柳三变砍落榜。可怜柳三变此后混迹妓院，还成了妓院里的祖师爷，改了个名叫柳永！
犯上大宋朝的文字狱，就算宋仁宗这样的老实人，都会这么恐怖的发火!
当然，宋朝“文字狱”的一桩优点也得承认：最多就是贬官流放，从无满门抄斩。但这事也有例外，比如宋哲宗年间的“车盖亭诗案”，当时旧党当政，多年来为王安石变法扛旗的大宋宰相蔡确，却被旧党罗织罪名，硬说他在车盖亭写反诗，文字狱扯上了党争，那比宋仁宗发火还可怕。呕心沥血多年的蔡确，这下雪上加霜，被宋朝一贬再贬，最终客死新州！
而这场政治闹剧，以及蔡确亡故的结局，更给北宋的国运，打上了恐怖的死结。在这事之前，大宋新旧两党虽说争了好久，但总算还是君子之争，彼此间争的只是政见。随着蔡确的身亡，这场争斗更加升级，从此成了你死我活的死仇。几年后新党凶狠反扑，诸多旧党大佬也纷纷获罪。连旧党旗帜人物司马光，都差点被挫骨扬灰！北宋的朝政，更在俩家多年互掐里，越发一地鸡毛。明朝人感叹北宋亡国错在司马光，就因这场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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