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 |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编者案：中国历史悠久地广俗异，在思想与文学的表达上也出现了似乎对立互补的两派，豪放与婉约，思辨与审慎，入世与出世等等，就像太极图的黑白两仪。最早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大概是刘师培所作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将地域文化差异及文学表达差异作了相关性的联系。不过，王国维在这篇《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也概略地提到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两个流派。此文虽短，却在诸多方面具有开拓性。王国维将南北文学和思想的差异区别为政治上的贵族与平民，精神上的情感派与理智派。不过，王国维所谓的北方其实大约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原地区，而南方则是黄淮两河与洞庭鄱阳两湖流域。他认为真正能称为融合南北两种文学思想和形式的第一个重要诗人就是屈子。离骚兼具北方诗歌的形式而略加增广，融入了南方瑰丽恣肆想象力。另外颇有意思的一点是王国维用欧穆亚来翻译（Humour）一词，大概是该词的第一个汉译。林语堂所译“幽默”，已广为流传，而李青崖所译 “语妙”， 陈望道所译 “油滑”，唐栩侯所译 “谐穆”都已失去了踪迹。但在学术君看来，王国维的欧穆亚其实是借鉴佛教翻译多用译音来转译不可翻译的意思，比如菩萨、羯磨、涅槃之类，一词所含多意颇难用简短的现有汉字词表述出来。而王国维所用Humour一词，是指一种对生活磨难与艰辛的豁达与洒脱，因此，也许在他的时代只能暂用音译“欧穆亚”来代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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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於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於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於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篠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於此二派，或出於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於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为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於北方之学派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於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於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於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於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於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於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於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於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於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於北人远甚。彼等巧於比类，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於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於北方，则南人之富於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於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於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於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於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於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於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於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於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婉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此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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