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安有多繁华，商业门类多达220行，一行有300多家店

《长安十二时辰》热播，让更多的人接受和认识了唐文化。毕竟除了《长安十二时辰》拍的好看外，唐朝是当时在世界上最知名的国家，不仅因为当时唐朝的强大，还有唐朝当时包容性强，开放性很大，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到中国经商、学习、甚至愿意为唐朝服务的，还可以当官。

而作为唐朝的首都长安，更加是路上随处可见外国人，外国的奇珍异品也到处商铺可见销售，下面我们来看看唐朝长安的繁华。

长安两市商业发达，商品、服务应有尽有。

唐代长安,有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每边长六百步的大市场。

东市位于唐皇城东南今西安旧域外东南方向的交通大学之西),西市位于唐皇城西南(今西安旧城外西南方向的西北大学之西),这是当时两个集中的商业区。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都纷纷向长安汇集,加上当时唐王朝与世界上的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经由丝绸之路和海路各条渠道进门的大量珠宝奇货和珍禽异兽,也大都以长安为集散地,使得长安不仅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也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琳琅满目、品类纷繁的国内外商品,在东市或西市大都能够看到。

唐高宗以后,皇帝改在位于城东北的大明宫起居听破:唐玄宗时,又改在位于城东部的兴庆宫起居听政。

为了上朝的方便,官僚贵族和客官们便都竞相在朱截门大街以东的各坊中营建住宅,这样,富商大贾和波斯(今伊朗)等国的商人,便大多只能住在宋雀门大街以西的各坊里了。

他们就近在西市开业,因而,那里的商业贸易比东市更加繁荣,甚至有了个“金市”的是东、西两市都有许多店铺、货找和供来往商联居住的部店。不同的商业经营一律按行设肆,相对集中,既便于管理,也便于顾客选择、购买。

据宋敏求《长安志》中记载,东市经营的门类达二百二十行之多。武宗时日本僧人圆仁在长安学习,一天夜里三更时分,他看见东市失火,烧了曹门以西的十二行,约四千多家,按照这个数字比例推算,一行就达三百多家，市场的繁荣可想而知了,而西市,无论是商业的行数，还是从业的人数,都应比东市更多。

市场交易由令、丞负责管理,他们办公的楼房叫作“旗亭”,和市上酒楼的名称一样。令、丞在楼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市场中的情况。交易的时间保持传统的规定:日中而市,日落而散。开市的时候击鼓,散市的时候击钲。钲是种有些像钟而形状狭长的乐器,又名“丁宁”,装有长柄,握在手中,限击时发出清脆的声音。

市场外而有围墙,四面端上各有门,与四面的道路相接,晚上收市以后就要关闭市门。市里有哪些行当呢?汇集古代文献的零星记载,可以知道西市有秤行、鞦辔行、麸行、笔行、肉行、鱼行、金银行，铁行、油靛行、法烛行，衣肆、药材肆、帛肆、卖锦绣采帛的、卖胡琴的、窦家店、张家楼饮食店、煎饼子店、寄附铺、波斯邸等。

“寄附铺”相当于今天的寄卖所,专门代人出售旧物。唐人小说《霍小玉传》中,写了个住在长安新昌里的女子霍小玉,因为要托人寻访分手时信誓旦旦而逾期不归的李益,缺少费用,只得出卖“箧中服玩之物”。她当时的“箧中服玩之物”就大多是在两市侯景先家所开的寄附铺中寄售的。

“波斯邸”是波斯商人开设的客栈,既存货物,也供客商住宿。

东市的行当也大致和西市相差无几。当时长安还有故典肆,就是书店。长安出产的名酒如“西市腔”、“虾嘛陵郎官清”、“阿婆清",还有效法波斯风味的“三勒浆类酒”等,在市上都能买到。“西市腔”顾名思义应是西市的特产。

“虾麻陵”本名下马陵,因长安方言发音近似而误为虾蝓陵。这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中那位善弹琵琶的女予在长安的住处,它位于今天西安旧城外的东南方向。

当然商业发达，外国人多了，自然也有一些犯法的事。在西市的一棵独神树下,还专门设了个砍杀犯人的地方。大概因为西市人多,有意要在这里杀一儆百!

盛世大唐，万国来朝，外国人不只在长安经商、留学，甚至在唐朝当官。

市场开放，外商群集，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世界各国的朋友或者经过海上,或者通过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

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还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界供职,像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也作朝衡,就曾在唐王朝任秘书监、散骑常侍等职;

印度人罗好心,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

波斯人李元谅,官至尚书右仆射、镇国节度使;

朝鲜人高仙芝,曾任安西节度使、右羽林军大将军等职,都为中国的繁荣和统一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但是,外国人在长安人数最多的还是留学生、僧侣和商人。特别是商人,不仅人数多,而且居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又以波斯、大食人最多他们当时都被称为“胡人”。这些人大多住在长安城西部,他们经营的店也多在西市。

属于朱雀门大街以西的布政坊、普宁坊等地区,都有波斯人所信奉的祆教寺院,波斯人创建的著名的景教寺院大秦寺,便在最西部的义宁坊中。解放后发现的波斯银币、罗马金币、阿拉伯银币,以及波斯人苏谅之妻马氏的墓志等,也都是从西安西郊或西南郊出土的。

外商的鉴宝能力相当高超。

波斯商人善于鉴别玉石,因而不少人都经营玉石业和珠宝业,而且往往开有邸店。他们把蚌珠看得比较贵,而把蛇珠看得比较贱。据说蛇珠是从蛇的口中吐出来的,唯有他们能够识别。

《太平广记》引述的《酉阳杂俎》中就记叙了一段波斯商人识宝的故事。说的是长安有个平康坊,宰相李林甫就住在这里。在他住宅西侧的佛寺中,有许多权贵们赏赐的珍宝。有次,李林甫在庙里诵经祝福,念完经,赐给庙里一样东西,用香罗帕包着,装在彩竹篮中,寺僧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段数寸长的朽钉一般的东西,不禁大失所望,埋怨了好几天。

后来想到,堂堂宰相把这件东西赐给寺庙,决不可能是什么废物,说不定还是什么奇宝呢!便拿到西市给胡商看,声称愿意以一千钱的代价出手。胡商哈哈大笑,以为他是开玩笑,叫他加码。僧人加至五百千,心想这下大约总到顶了,不料胡商却说:“这乃是宝骨,不可多得,价值一千万。”这个故事说明了波斯等胡商的专业知识是多么精深,难怪长安人对他们那样信赖。

大唐传到日本的鱼脍，成为日本传扬至今的国粹-刺身。

有一回,太府卿崔洁和进士陈形到朱雀门大街西边去寻访亲友,在兴化坊碰到了一个卖鲜鱼的,便命从人买了十斤,同到附近裴度家的山池亭子中去,准备生吃。

不久,有三四个皇家乐工也来到亭了前游赏,其中一人见到鱼,不由赞道:“好新鲜的鱼呀!”接着,就毛遂自荐地说:“二位打算作鱼片吃吗?本人颇有经验,愿为阁下代劳。”

说毕,他便“解衣操刀”,自告奋勇地切起鱼来。果然切得又快又好。

可见唐长安的人是很喜欢生鱼片这道鲜菜的,也可见当时长安一带出产的活鱼是比较多的,不然人们怎么会养成这种嗜好呢?

秦韬玉《曲江》诗中便有“曲沼深塘跃锦鳞”这样的句子。李洞也有诗题作<曲江渔父》诗中说:“值春游子怜莼滑,通蜀行人说鲶甜。”正是曲江渔父使得人们大饱口福。曲江池近在咫尺,就位于长安城中的东南角,长安人吃鱼倒确实是很方便的。

长安酒店业发达

长安各处还有许多酒店,诗人们对此最是高兴。因为这都是他们买醉的地方。

郑谷在《曲江》诗中不就作了如实地描绘吗:“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他写的是城中,城外也是一样,韦庄在长安东城的延兴门外就看到了“马足倦游客,鸟声欢酒家”。

要不是酒店多,喝酒容易,想来杜甫也就不会“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了。

酒店中有一些是西方胡人开设的,李白诗中的“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便十分生动地反映了五陵少年游春归来,兴犹未尽,又到胡人开设的酒店中畅饮的情形，商人们当然以求利为目的。

但他们为商品流通和满足人们对不同物品的需求,也提供了不少方便。除少数的富商大贾可以任意盘剥,操纵市场,坐享其成之外,一般小商贩仍然是免不了冒风寒暑热、四处奔波之苦的。

吴融形容他们:“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肴花。蹭蹬也应无陆地团圆应觉有天涯。随风逐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槎。”

他写出了走南闯北、到处为家的商人们的职业特点,他们这样还不是为了养家活口么?可是,这也就不免冷落了妻儿老小。

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女子所感叹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架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倒是颇有代表性的。

盛世大唐，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当时的真实景象，不过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也能感受得到，的确是伟大的时代，是当时世界其它国家竞相追捧学习的强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