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浩斯”100周年：德国革命狂飙年代的“派美学实验”

2019年是德国“包浩斯”创立100周年，德国上下各种纪念活动不断。

位于柏林、德绍、以及威玛的三个包浩斯机构，联合德国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特地创立了“2019包浩斯协会”，藉百年纪念的契机推动「包浩斯旅游」；寮国裔德籍建筑师雷门特泽尔，甚至设计了一辆“包浩斯巴士”，于今年巡回德绍、柏林、金沙萨以及香港四座城市，意图藉由巡回欧洲以外的城市，重新思考现代主义包藏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

现今讲到“包浩斯”，脑袋中可能会浮现几个模糊的印象：德国工艺美学？极简风格？或是已经成为Word内建字体的经典包浩斯字体？

但除了这些已经成为现代主义经典的美学形式之外，“包浩斯”究竟是什么？它诞生的历史内涵又是什么？这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动荡的威玛共和讲起。

威玛共和的诞生：战争创伤与“新德国”希望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几近溃败。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经济紧缩以及饥荒，虽然帝国政府在同年10月进行改革，仍然无法平息全国上下积怨已久的情绪；10月底，基尔港水兵起义抗命，紧接着就像骨牌效应一般，引发了全国性的革命，大大小小的工人起义、共产式革命、以及左右派街头武装冲突接连引爆。

面对这样的内部压力，德皇不久宣布退位。1919年1月，新选出的国家议会于威玛集会，并公告《威玛宪法》，德国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威玛共和国」于是成立。

《威玛宪法》虽然是在革命以及街头战的炮火之下仓促产生，却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威玛宪法》是由新的国会多数党——温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SPD）——主导编撰，不但取消帝制，宣布德国为民主共和国，保障全民普选，更第一次将「福利国家」入宪。

动荡危机中，《威玛宪法》似乎预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德国。一战带来的集体创伤，以及《威玛宪法》对于新德国的应许，也似乎为威玛时期的艺术与建筑，带来某种与过去的「断裂」。

威玛时期建筑艺术：左派色彩的乌托邦理想

威玛时期的艺术，是对于战争创伤的疗愈、对于存在意义的追求、对于改变社会——多少带有左派色彩——的乌托邦想象。包浩斯的创办人——建筑师沃尔特格罗佩斯——1919年时曾说道：今日的艺术家处在一个崩解的时代，没有方向。他独自站着。旧的形式处在废墟之中，麻木的世界重新改组；旧的人类精神已经无效，并朝向新的形式改变。这是一种带有焦虑的乌托邦主义。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起源竟是战争的创痛、家国几近崩解的状态；与格罗佩斯同时期的艺术家与建筑师，在威玛共和始创的前期，多少都有这样带有焦虑的乌托邦主义为底蕴。

建筑师布鲁诺陶特1919年绘制一系列名为「阿尔卑斯山建筑」的建筑想象图，利用鲜艳的水彩，想象在阿尔卑斯山上，沐浴天光下、晶莹剔透的水晶建筑，即是一种在经历残酷的大战后，想要逃离战场杀戮，对于灵性与共和大同的祈望。

在战后乌托邦式的表现主义之后，经济、政治局势较稳定的1920年代中后期，更衍生出了「新即物主义」。不同于表现主义表现内在情感、反映恐惧，新即物主义的艺术家们转以更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检视德国社会的状态，并更积极的投入社会民主党主导的社会改革。

例如陶特就在1920年代中期，为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各级地方政府，设计了一系列现代主义的社会住宅，成为后世社会住宅的典范。这些社会住宅以现代主义的精神，为威玛时期大批的白领阶级量身定做，以节俭的形式、有效率的空间，强调「光线、空气、太阳」的整洁生活。之中最有名的，当属坐落柏林的「Hufeisensiedlun」社会住宅。

格罗佩斯、包浩斯、与乌托邦精神

包浩斯的创办人格罗佩斯，同样抱持着这样两种态度——乌托邦式的理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即物主义」精神——来面对新德国、新社会带来的挑战。威玛共和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社会实验，在这个历史脉络下，包浩斯创立的精神也是如此。

1919年，格罗佩斯在威玛创立包浩斯学院。格罗佩斯将包浩斯设计成一所综合性的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家与工艺家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共同学习、工作。在包浩斯学院，格罗佩斯希望扬弃尼采式的个人主义神话，强调社会主义式的集体主义。而不管是于威玛创校，或是日后迁往德绍，包浩斯都受到地方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支持。

格罗佩斯期望将传统的高等「艺术」与实用「工艺」两者之间的界线消弭，希望美学与实用性能「有机」地结合。学生们不但要学习如绘画、雕刻等等的传统艺术项目，更要学习不被学院派看重的工艺，例如金工、陶艺、纺织，或是摄影这类的新兴媒材。于是在包浩斯前前后后任职的教师，跨越各个领域，从画家康丁斯基、保罗．克利，到摄影师拉斯洛莫侯利－纳吉以及建筑师密斯，各个都是现代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也希望打破现代学院之中僵固的「教授」与「学生」阶级区分。他取消「教授」的头衔，而恢复中古工艺行会的师徒制，除了希望提倡更亲密的师徒关系，更希望唤起对于中世纪的美好幻想：工匠不是对于工作疏离的现代工人，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心力、骄傲于自己作品的匠人。

在这样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之下，包浩斯创新了艺术教育的内涵。除了讲求打破艺术疆界、重视综合媒材的使用之外，每个学生都要上「形式课」，要求学生像孩童一样，「打掉重练」，从最基础的元素「玩」起，重新认识基础的色彩、材质、形状，要求学生，忘掉欧洲僵固的学院派传统，确确实实地革新了艺术教育。

实事求是的现代建筑

在具乌托邦理想的艺术教育之外，另一方面，格罗佩斯也抱持着「新即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重新思考艺术、工艺、建筑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关系。身为建筑师的他，认为建筑是所有艺术的集大成之处，是货真价实的「整体艺术」。建筑这种「整体艺术」的诉求，是达到功能、质感最完美有机的结合。但这种有机的结合要如何达成呢？他写道：建筑在前几个世代变得感情用事、追求审美、装饰性…我们要扬弃这种建筑。我们要创造明确、有机的建筑，其内在逻辑要外显并赤裸，不受骗人的外观与雕虫小技阻挡；我们要可以适应充满机器、收音机、汽车的新世界建筑，功能可以明确在形式上辨认出来的建筑。

格罗佩斯的现代主义信条就是「形式跟随功能」的「功能主义」。他拒绝古典式、学院派建筑的虚假美学以及冗赘装饰，他认为建筑的美感应来自功能，建筑师不应该依从任何武断的美学理论，而要从最基本的功能下手。

他也认为建筑要「让材质说话」，让材质就是材质，不应「模仿」任何其他东西，而他认为最适合现代的，当然就是工业材质——钢铁、水泥、以及玻璃；建筑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历史典故，不模仿古希腊或是中世纪，而是完全指向「现代」。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有机建筑」。

除了建筑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格罗佩斯认为建筑必须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对他来说，就是机械化与大量制造。在包浩斯的学生，必须认清现代社会不可逆的事实——他们设计的工艺产品必须可以大量制造，建筑必须使用预先制造的建材以及标准化的模块。

格罗佩斯自己最著名的建筑作品，是位在德绍的第二代包浩斯校舍。德绍的包浩斯校舍，忠于他自己的理念，以「功能」作为设计方针，三栋主要的校舍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并由架空的天桥连接。三栋主要建筑之间打破古典学院式的对称，呈现一种动感的趣味。在建筑工法上，格罗佩斯把承重墙隐藏起来，把外表留给一整面、不间断的玻璃帷幕，轻盈得像是浮在空中一般。德绍的包浩斯校舍，呈现了格罗佩斯对于功能、媒材、美学、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思考，至今仍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之一。

在德绍，格罗佩斯更受到市政府的委托设计了大型的社会住宅群落，以解决住宅不足的问题。一如同时期的陶特，格罗佩斯跟包浩斯学校拥抱了新德国带来的挑战，以建筑进行社会改革。格罗佩斯以工业生产线概念来设计这个住宅群落，一切模块化，使用低成本、可以快速组装的预制组件来建造——只有现代的建造工法，才能解决现代德国的问题。

右派、纳粹的攻击，以及包浩斯的重生

一如在昙花一现的威玛共和时期，绽放的种种现代主义艺术与建筑流派，包浩斯从创始以来，就不断受到传统右派，以及后来纳粹党的攻击。

1925年，包浩斯受到威玛在地右派的猛烈批评，导致格罗佩斯不得不迁校。对于包浩斯的指控包括了「文化颓丧」、「布尔什维主义」，对以古典教养与大文豪歌德为傲的威玛当地仕绅来说，包浩斯的左派社会实验，像是试图要颠覆德国的共产布尔什维主义一般危险，而包浩斯所提倡的现代主义，更彷佛要拔除德国的文化传统。

1925年迁校至德绍之后，随着纳粹党逐渐崛起，包浩斯受到的指控变本加剧，而且批评越加与「国族」挂钩。批评者认为，以包浩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没有国界，没有对于国家的忠诚，没有根，没有文化」，是一种「游牧民族式」的建筑。

这种指控就跟当时对犹太人的指控完全契合：犹太人效忠「国际主义」、污染德国血脉。甚至出现了荒谬的「屋顶说」，认为真正滋养自德国「血脉与土地」（Blut und Boden）的房舍，要有斜屋顶，那才是真正的「家」；强调功能的平屋顶现代主义建筑，属于没有灵魂的机械世界。

1931年纳粹党掌握了德绍市议会后，勒令包浩斯关校。当时的校长密斯，虽然于1932年在柏林重新开校，但在1933年纳粹全面夺权之后，包浩斯便被迫永久关闭。包浩斯就如其他的现代主义前卫艺术一样，被纳粹打为「颓废艺术」。

不过包浩斯并没有就此葬生。纳粹夺权后，包浩斯许多成员，像其他威玛时期的犹太或左派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一样，陆陆续续逃亡国外，许多人在新大陆找到桃花源。在美国，格罗佩斯创立私人建筑公司执业，然而持续发扬包浩斯的，却是曾在包浩斯任教的摄影师莫侯利－纳吉，以及最后一任校长密斯。

莫侯利－纳吉与密斯落脚美国「建筑之都」芝加哥，并在1937年成立了设计学院，后来整并成为了伊利诺理工学院（IIT），校舍建筑几乎全为密斯一手设计。这座学校被昵称为「新包浩斯」，莫侯利－纳吉与密斯延续威玛共和的包浩斯精神，继续在芝加哥教育英才，并让芝加哥成为战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重镇。

包浩斯在一战的阴影下诞生，带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以社会实验的精神，不仅仅想要改造艺术教育、更想要借着工艺以及建筑改造「新德国」。虽然包浩斯就像威玛共和这场巨型的社会实验一样，最后葬送在纳粹手中，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纳粹的迫害反而让流亡的包浩斯，理念散布到全球。

在美国的密斯，战后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第一把交椅，「少即是多」的理念以及经典的玻璃帷幕大楼，不知道影响了多少城市的天际线。百年以来，不管是德国工业设计师布兰德的茶具组，或是布劳耶的「瓦西里椅」，这些上承包浩斯的设计早已成为经典款，影响日后工业设计。包浩斯原本是带有颠覆性的建筑与社会革命，时至今日，影响之广，早不知不觉渗入我们生活之中，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