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为什么刘邦看到“商山四皓”就知道太子“羽翼已成”？ | 刘三解

上期的解答三解说过，这期会解释为什么“商山四皓”出现，刘邦就不再想“废长立幼”。

本期的问题来自于头条网友提问，正好可以一并回答。

问题如下：

历史上刘邦是不愿意动吕后还是没能力动吕后？

回答如下：

刘邦肯定“想动过”吕后，因为他曾经想废嫡立庶，也就是废掉太子刘盈，代之以赵王刘如意，既然要废嫡子，那自然就要涉及太子母亲的处置了。

事实上，当刘邦见到“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最终放弃了废易太子的念头之后，就曾对戚夫人说：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


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史记·留侯世家》）

失意之后，又对戚夫人感慨“吕后真而主矣”，也就意味着，刘邦曾经想让吕后不是

戚夫人之主，自然就涉及到废黜吕后的地位，而代之以戚夫人了。总不至于说，换了太子，还让吕后做太后，那不随时等着她翻盘弄死戚夫人母子吗？

事实上，刘邦在临死前为“废后”、“易太子”所做的准备言行并不少，一方面是讨论这个议题，受到叔孙通、张良等人的劝阻，另一方面，则是在军中派周勃、陈平杀死樊哙，而众所周知的，樊哙是吕后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他老婆就是吕后的妹妹，也是吕氏集团在当时掌握最多兵权的亲族（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

就《史记》中《本纪》、《列传》的记载来看，吕后的强悍，是典型的宫廷斗争专长，看起来与日后的武则天、慈禧太后差相仿佛，然而，《史记》所收录的信息经过“诛除诸吕”的大政变，对于吕氏家族的相关记载却明显有缺失。

相关的蛛丝马迹，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太后本纪》中仍有留存，只是已经很难完整还原吕氏家族在汉帝国建立的具体功勋了。

见《吕太后本纪》：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集解》引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请立为赵王。

前一段话是说，吕后为人刚毅，辅佐高祖刘邦定天下，诛杀大臣多得吕后的支持和出力，吕后有两个哥哥，都是将军，长兄周吕侯吕泽因公殉职，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另一个儿子吕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封为建成侯。

后面一段话是太傅吕产和丞相陈平奏请封武信侯吕禄为赵王，吕禄的父亲就是吕释之，理由是，吕禄身为“上侯”，功臣排序为第一。

而我们会发现，《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排位前十八侯为：

萧何第一，曹参二，张敖三，周勃四，樊哙五，郦商六，奚涓七，夏侯婴八，灌婴九，傅宽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陈武十三，王汲十四，薛欧十五，周昌十六，丁复十七，虫达十八。

注意，这个排位不是按照表格的上下次序，表格中：

第一是平阳侯曹参，第二是信武侯靳歙，第三是清阳侯王吸，第四是汝阴侯夏侯婴，第五是阳陵侯傅宽，第六是广严侯召欧，第七是广平侯薛欧，第八是博阳侯陈濞，第九是曲逆侯陈平，第十是堂邑侯陈婴，第十一是周吕侯吕泽，第十二是建成侯吕释之，第十三是留侯张良，第十四是射阳侯项伯，第十五是酂侯萧何，第十六是曲周侯郦商，第十七是绛侯周勃，第十八是舞阳侯樊哙。

在表格的最右列，有一个“侯第”，明确为次序，也就是说，在一个表格里，有两个次序排列，前者以萧何居首，应为高祖始封十八侯，而后者则以曹参居首，应为汉惠帝在位，曹参为相国时的重排。

不过无论哪个排序，周吕侯吕泽和建成侯吕释之都不符合“上侯、位次第一”的说法，也就是说，要么这段记载里，吕禄和陈平睁着眼说瞎话，要么就是这个次序本身就不是历史真相的全部。

事实恰恰是后者。

看一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对于吕氏兄弟得侯功绩的措辞：

（吕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碭。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吕泽和吕释之兄弟二人与其他“有罪”而“国除”的列侯类似，都没有记载“侯第”。

再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这个措辞，与《吕太后本纪》中对吕后的描述完全相同，可见，真正“佐高祖定天下”的是吕家，而非单纯一个吕后。

而从过程来看，吕泽在汉军还定三秦之后，先将兵入砀郡，吕释之则还丰沛，奉养保卫吕后之父吕公和刘邦之父刘太公，后续的信息则缺载。

注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还定三秦之后，也就是汉二年，刘邦出关争天下的路线是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渡河，也就是西入山西，走的是黄河北岸路线，然后至河内，再在平阴津到洛阳，然后就跳到了彭城，在彭城战败。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汉军的进攻路线，自洛阳过荥阳，过陈留沿睢水至彭城，这一路上，过了陈留郡，就是砀郡，而吕泽是“将兵先入砀”，也就是说，吕泽是汉军的大前锋。

从这张细图，我们可以看到，沛县和丰邑，就在彭城的正北方向，也就是说，刘邦入彭城之后，吕释之就在彭城的北边“奉卫”家长，而吕泽，则在砀郡的治所睢阳驻扎，而项羽破汉军的位置，则在泗水郡治所相县之南不远的睢水岸边。

再来看《史记·高祖本纪》对“彭城之战”的记录：

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军中以为质。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

刘邦大败后，项羽等于是双方向追击，一部沿着泗水北上，至沛县，击败了吕释之部，另一部，则沿着陆路西进，追击刘邦本部，而刘邦本人逃奔的方向，也正是下邑，即彭城的西方。

在进入吕泽军中后，刘邦收兵退虞县。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刘邦最知名的故事之一，即逃命丢儿女，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後，常蹶两兒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於丰。

这里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刘邦逃跑途中见到了惠帝和鲁元公主，最终脱困后，将子女放在了丰邑。

也就是说，与沛县近在咫尺的“丰邑”没有丢失，则自丰邑到下邑、虞县，全部在吕家军的控制之下。

在收兵之后，刘邦退归荥阳，重整旗鼓《史记·高祖本纪》：

败后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


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

另有《汉书·萧何曹参传》记载：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剸属任何关中事。

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何曰：“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啥意思，这实际上是对同两件事儿的两个视角表述，即刘邦战败后，只得找到了太子刘盈，立为太子，并命他回关中镇守，将所有在关中的“诸侯子”，也就是随刘邦入关的诸侯旁系子弟，政治上最可靠的团队，在都城栎阳守卫，形成关中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哪怕刘邦败死，汉国社稷已立，仍可继续。

后引水灌废丘，继承秦地法统的章邯自杀，汉室终于占有关中建立完整统治，兴发关中百姓为更卒，守卫关中四塞，这也是建立了统治之旁证，在这之前，“更戍之徭”对于汉国而言，还未能有效贯彻，而具体操持这一切的，就是萧何，而非太子，即太子“不监国”。

要知道，在彭城败后，刘邦略地的成果，西魏王豹的山西省南部地区丢失，河内郡、河南郡（即秦三川郡，成皋、荥阳在内）仍在，以韩王信为韩王，颍川郡仍在，吕氏控制的

砀郡大部、泗水郡小部仍在，所谓的诸将，实际上就是吕氏，也就是：

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

而在这之后，就是楚汉之争的第二阶段了，战胜京、索间后，稳定了洛阳之东方战线，即荥阳、成皋，也就意味着，吕氏为了支持刘邦的复起，在砀郡的坛坛罐罐基本丢掉，将部队和防线拉到西北方。

而长期相持之后，刘邦又发兵宛、叶，也就是南阳郡与项羽争雄，这个方向又是出“洛阳”之南方战线。

这是东汉末年设“洛阳八关”之图，即“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关，“旋门”就是成皋、荥阳一线，伊阙、大谷和广成、则是南下南阳、荆襄的要路。

也就是说，刘邦的主力一直是以洛阳为中心，进行内线机动，而项羽则需要绕开水路主交通线，进行外线大迂回，而此时在洛阳坐镇，或者说主力防卫力量是谁呢？

只能是外戚吕氏，也就是说，在楚汉之争中，大的势力格局，实际上是关中萧何、洛阳吕氏、北方韩信、前线刘邦，在出身上，仍以丰沛、砀元从为主。

而从韩信在破赵、破齐、破楚后多次被“夺军”、“分军”的经历来看，韩信本人对于部下将吏的控制非常薄弱，大将也以曹参、灌婴为首，所以不足以成为一个派系，而受丰沛元从系的挟制。

再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应与吕氏相关的列侯有靳歙、丁复、傅宽、蛊逢、郭蒙、朱轸等人，这些人，以及丰沛元从派系，实际上构成了汉王朝开国勋贵的绝对主力。

也就是说，吕氏兄弟，尤其是吕泽，在功绩和号召力上，可能已经达到了刘邦“合伙人”的层次，只是由于汉初外戚也属于宗室，且有吕后作为势力代表，才屈居“上侯”，而非封王。

这实际上是汉初政治格局的一个轮廓，在大家一致对外时，这些分歧并不明显，但当涉及到“废长立幼”这种根本问题，整个政治光谱就发生了变化。

丰沛元从系不再是铁板一块，会分为“挺吕派”和“挺刘派”，丰沛、砀出身的“老兄弟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站队，而真正的“挺刘派”反倒为数不多。

也就是说，此时如果最坏的结果是决裂，刘邦真正的“无条件”支持者只有他的“丰沛发小们”，这个数目就要少得多了，比如卢绾、夏侯婴，而卢绾是其中地位最高者，前为太尉，后为燕王，却在高帝末年反叛了……

而张良、陈平、周勃、灌婴等人，归根结底是后来者，并非刘邦真正的“个人亲信”，他们中的站队，有张良这种本不欲掺和，却被吕释之拉上“贼船”的“太子傅”，也有陈平、周勃这种典型的“投机骑墙派”，他们二人对樊哙的“轻拿轻放”就是“推太极”，等于站在了吕后一边。

那么，我们没有说到谁？

萧何、曹参，这两个人在汉高帝的“易储”故事中一直没有出现，但是，曹参在惠帝时代担任相国，其子曹窋在高后一朝，官至御史大夫，直到汉文帝登基，即将他罢职为侯，说明曹氏家族也是吕后一系，或者不反对吕氏专政。

萧何，这个隐藏在迷雾中的人物，在楚汉之争中，就在不停地“展示忠诚”，而刘邦首选的汉帝国首都，也不是关中的栎阳或是咸阳、长安，而是“洛阳”，直到戍卒娄敬和张良反复劝谏后，才迁都长安，难道真的只是顾虑列侯们的“还乡”愿望吗？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汉高帝建都长安后，丰沛元从中，唯一一个入狱且要用“自污”手段自保的，唯有相国萧何，这恰恰说明了萧何地位的举足轻重和隐藏的巨大能量。

正因为如此，一直隐居在关中的“商山四皓”，一直被刘邦屡征不就，却进入了太子的团队，本质上，并不是这四个人有多么强大，恰恰相反，虽然刘邦让他们辅佐太子，之后却再无记载事迹。

他们的出现，实际上是吕氏集团对刘邦的一次“力量示威”，在这之前，刘邦征英布时，已经有“易储之心”，张良本置身事外，结果：

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

吕泽亲自出手，拉住张良出主意，此时是拉张良入局，所以，张良上船之后，先设计请“商山四皓”，执行过程是：

於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紧接着，刘邦第一次“易储”的尝试，因为张良的劝谏而止，即：

上曰：“子房虽病，彊卧而傅太子。”

第二次：

（刘邦）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

也就是说，张良劝谏已经无用，所以，双方本身就是图穷匕见之局，所以，“商山四皓”出场，刘邦和他们的问答是：

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兒游乎？


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

刘邦的基本盘，基本上和吕后共享的，哪怕是张良、陈平这样的外来户，都站在了吕后这边，实际上意味着刘邦在废太子的问题上，成了孤家寡人，这种情况下，以他个人的威望，当然能动太子，也能废吕后，甚至杀吕后，但是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在关中的“商山四皓”的出现，让刘邦联想到的绝不止张良，还有在关中拥有庞大潜势力的萧何的向背。

所以，哪怕他完全一意孤行，戚夫人和刘如意也将面对整个列侯基本盘的离心，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汉朝镇压天下的主要同盟军，他们的人心散了，队伍自然就没法带了。

刘邦实际上是理智战胜了感情，拿戚夫人和儿子的生命做了代价，换取了王朝的存续，而两人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戚夫人痛哭流涕，刘邦连酒都喝不下去了。

在刘邦死后，最能见吕后的威势的，是吕后死后，代国君臣的评价，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

“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刘邦杀人放火一辈子有威不奇怪，吕太后一个深宫妇人，也有“威”，甚至在刘邦死后，立刻提出：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敢把诸将尽杀，让一群“习兵，多谋诈”的大将畏惧不已，岂是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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