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六大变法，商鞅变法最成功、最深彻、影响最深的变法

1、春秋：管仲改革-----最早的政改

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人（今安徽省颍上县），周穆王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于丞相任位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

管仲的重商政策，使齐国工商业繁荣发达，依靠国家垄断商业及经营（计划经济）而致富成为强国。管仲在长达40余年的丞相任期内功成名就。其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2、战国：李悝变法----最早的变法

李悝（kuī）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3、战国：商鞅变法----最成功、最深彻、影响最深的变法

商鞅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当时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执掌秦国军政大权达一、二十年之久。 商鞅生活在诸侯分裂割据、兼并战争十分频繁的战国中期。

他为了使秦国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先后推行了两次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打击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和旧的生产关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压倒六国的一等强国，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宋朝：王安石变法-----比较有名的变法

王安石是宋朝着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王安石虽坚持三不怕，但是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就动摇起来。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正常的自然现象，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历来对王安石变法，争论不少，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王安石变法最终被罢废。

5、明朝：张居正变法----万历新政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6、清朝：戊戌变法----最壮烈的变法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着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後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後，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回宫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