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平壤之战”，清军拼尽全力到底能扛几天？

谈起甲午战争中的平壤之战，一般就是说，从牙山败逃回平壤的直隶提督叶志超“窃取”了指挥权，之后胆小如鼠，在形势一片大好，日军接近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主动扔掉了平壤，造成了战败。

叶志超完全是在城中军储丰厚的情况下，弃城而逃，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换句话说，认为平壤城“可守”，可守不守，那就是逃跑主义者，更有甚者，应该是汉奸。

问题是，叶志超本人是淮军悍将，当年也是拎着大刀亲自冲锋的主儿，怎么江湖越老，胆子反而越小了呢？

淮军将领叶志超、郑国魁、吴育仁、潘万才

事实求是讲，叶志超的撤退，尤其是无组织撤退，造成平壤的清军损失巨大，这个锅是甩不掉的，但是，说城中军储丰厚，战场态势一片大好，也只能说是睁着眼说瞎话。

平壤之战围绕着平壤城展开，因为地理因素，只能分成两大战场，一为城北，一为城南，城南的清军确实与日军打成了胶着，但是，城北的制高点牡丹台和平壤北门玄武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却是事实。

在攻克玄武门之后，日军就已经在调整部署，准备一鼓作气攻克平壤了。

日方根据战地记者报道编纂的《日清战争实记》就写得很清楚：

日军在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发起总攻，午前八时三十分，终于把牡丹台上的清军全部赶走，顺利占领了牡丹台。佐藤大佐见牡丹台已被日军攻占，遂向玄武门冲击，终于打破了坚固的平壤城的一角。日军已经攻占了牡丹台这个险要之地，俯视着平壤城，攻破了玄武门，逼近了主城，势如破竹，几乎所向披靡，欲立即入城。（编者注：非原文，叙事口吻有改动）

在这个背景下，叶志超召集了守城将领开会，提出：

北门之咽喉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栾述善《楚囚逸史》，栾为与会的大将卫汝贵幕僚，平壤陷落后被俘，此书写在他被俘期间）

这个说法，一直是叶志超投降派嘴脸的一大表现，也常常被指为托词。

淮军的军心，实事求是讲，除了聂士成打得时候，还有一点，从朝鲜到辽东、辽南，表现都很差，毋庸多说，就说说枪炮弹药到底缺不缺吧。

当时盛军（卫汝贵部）前敌军械委员邱凤池在战后的奏折中提供了一系列的盛军军储弹药的数字，可以验证当时的平壤城是不是“军储丰厚”，此处就不细引，只着重说几个数字：

甲午战争日本绘画

1，各营各炮自带炸弹五十颗；
2，每枪自带枪子一百五十粒；
3，于八月十三日战至十六日，计四日内，约施放枪子七十四万粒之谱，炮弹二千八百余颗之谱。

淮军的后勤是各军办各军的，叶志超虽然挂着老大的名义，但是，他在平壤只有2000多残兵，后勤保障主要依赖盛军，因为盛军在平壤有6000人左右，占当时守城兵力11000人的一半，而其火炮配置更是占平壤驻军的一多半。

哪怕是叶志超这个名义统帅，也只能去“借”弹药，在战时，他就曾向邱凤池处借了哈乞开斯步枪子弹10万6千颗。

综合一下，也就是说，4天左右的时间里，卫汝贵的盛军6000人消耗掉了74万发子弹，2800发炮弹，平均每天是18万发子弹，700发炮弹。

而日军真正对平壤的高强度攻击，就只是农历八月十六凌晨4：30—14:00左右的近10个小时罢了，也就是说，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盛军扔出去74万发子弹，平均一个人打了123发！倒也没有超越人类极限，不过这个火力强度也够疯狂的。

真正对淮军的德行知根知底的袁世凯，在给盛宣怀的电报里更是“毒舌”，据他估算，200发子弹在淮军的手中，不到10分钟就会打光。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日军在平壤城缴获的情况：

1，各式炮弹840发；
2，步枪子弹56万发。
3，火炮35门，含12门克虏伯75毫米山炮，4门克虏伯75毫米野炮。

换句话说，在平壤库存的56万子弹，840发炮弹，让“神勇”的淮军将士们撒欢地打，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了……

要是按照袁世凯那个标准，平壤清军估计也就抵抗个1个小时不到。

从这个角度来说，叶志超说“北门之咽喉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还真是实话。

不仅如此，平壤城中的粮食一样告急，叶志超在大战前就给清廷上了折子，声称5船军粮在大同江被日军所劫，平壤城中存粮不足5日，清流领袖，也是最希望李鸿章倒霉的大佬翁同龢，看到这个报告，也在日记里写下了“此师殆矣”的评语，也就是明知道平壤的清军要完蛋。

事实上，如果上述的条件是解放军来守平壤，日军肯定没戏，但是淮军的基本军事素质在那里放着，无论是叶志超，还是左宝贵、聂士成，都没有几天时间点石成金的功夫，他们无论是开枪还是开炮都不可能脱胎换骨，而淮军在平壤城中挂起白旗，夺路奔逃的蠢劲儿，也是他们的高级军官和中级军官低下素质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群将领，甲午战争中日军将官野津道贯的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二卷·战争篇上）是：

将校是军队首脑、神经。将校不但要具备一般应有的勇武精神，还要掌握现代最新式的战略战术。我日本将校经历过戊辰、丁丑（倒幕战争和西南战争）之战，通晓欧洲中德国、法国战术要领着甚多。
然而支那（三解注：日本人蔑称我中国），恰恰相反，其将校中最著名的如左宝贵、叶志超、卫汝贵、马玉崑、聂士成，都是多年在国内以发匪、捻匪、回匪或马贼之凶暴无赖的贼匪为好对手，进行战斗。
这等支那将校，虽历经百战，但他们的对手仅是这样的贼匪，所以支那将校虽有梁山泊式的赌徒头目的勇气，但是有关19世纪实用的维新战术知识却极其缺乏甚至绝对没有。

事实上，随着淮军精锐的一步步耗竭，在甲午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老将们连“梁山泊式的赌徒头目的勇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