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族群多元文化认同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

张少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情境下的宗教传播研究》（16BXW050）的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留学、技术、投资移民等方式迁移到国外的人不断增多。据教育部统计显示，从1978年到2016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458.66万人，仅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即为54.45万人，且每年出国留学人数都在稳定增长（教育部，2017）。如此大量的优秀人才，是否被当地文化所同化？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如何？他们将来是否可能归国？对华人离散群体的研究，对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本研究从文化涵化及文化认同的角度，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对象，基于前期研究结果，以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离散族群的多元文化认同，及其对中美社交媒体的选择与使用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一）人口迁移与文化休克

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人口流动规模极其庞大。这些作为外来者的迁移者，在面对新文化环境时，往往感受到文化疏离、异化与孤独，需要应对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大量困难（Suarez et al.，1997）。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文化休克”（Oberg，1960） 或“文化疲乏（cultural fatigue）”（Guthrie，1975）。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迁移者会感受到其母文化及家庭、朋友、语言、食物、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大量所爱著依恋事物的丧失与被剥夺（Bowlby，1973：16）；其次，他们会经历生活的改变、新环境的挑战，以及自己相应社会技能的缺乏（Brown, Bhrolchain & Harris，1975）；而且，这些文化生活的差异，会带来认知失调（Tadmor & Tetlock，2006）并威胁到个体自我的一致性。这些问题，在认知、情感、行为、社交等多个方面给迁移者带来“休克”（Zhou，2008）。如此的文化休克，对人的身心健康、工作表现、学业成绩、自尊以及主观幸福感都带来危害（Liebkind，2001）。

（二）文化涵化策略

为应对文化休克的处境，迁移者们发展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在相关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Berry（1997）基于迁移者对母国文化认同与寄居国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差异而提出文化涵化的（acculturation）框架。其中包括四种涵化策略：同化、分隔、融合与边缘化。

当迁移者追求融入寄居国主流文化并愿意为此放弃母国文化认同时，我们称之为同化（assimilation）；当迁移者不愿被寄居国主流文化所同化，而保持着较高的母国文化认同与生活习惯时，我们称之为分隔（separation）；当迁移者对两国文化认同都较高时，我们称之为融合（integration）；当迁移者在文化冲突中迷失了自我，对两国文化都不能很好地认同时，我们称之为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Berry认为，在这四种涵化策略中，融合要优于其他三种策略（Berry et al.，2006）。但也有研究者（如Duster，1991）发现，在美国的大学中，相同种族的学生更倾向于聚在一起。Duster强调了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能带来文化自尊、内部亲密、族群认同、社会支持等好处。有研究者（如D’Souza，1991：219）也发现了类似的族群分离现象，并宣称这种分离会带来族群间的不相容以及种族中心主义等问题。这些发现，不但否定了传统认为的必须同化的观点，同时也挑战了多元文化论者所宣称的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天然正确性。

（三）离散群体研究与文化认同

与文化涵化相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文化离散”概念对迁移者进行研究（如Brubaker，2005；Hiller & Franz，2004；Sheffer，2003：15）。“离散”一词，强调文化中的他性（otherness），即作为生活在异文化中的少数族群，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族群认同，有着对母国文化的文化自觉与主体性建构。

Brubaker指出，离散的核心特征包括：1. 散布（dispersion），即离散于母国之外；2. 母国取向（homeland orientation），与母国保持着认知、情感、物质、社交等多方面的联系；3.疆界维持（boundary maintenance），即在寄居国中仍维护着母文化认同，而且有意地抵制寄居国主流文化的同化（Brubaker，2005）。

鉴于涵化与离散概念中的关键都在于离散者对母国文化与寄居国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关系，以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视角来审查研究涵化或离散现象，就显得尤为必要。文化认同可谓社会认同的一种。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被认为是一种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将自己认知为某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y）中一个可替换的原型（interchangeable exemplar），而非独特的个体（Turner，1985）。这种原型作为成员身份涵摄了该社会类属中诸如信念、态度、习俗、社会规范等诸多典型意义内容。

（四）媒体技术对离散人群的影响

根据媒介依赖理论（Ball-Rokeach & DeFleur，1976），离散者身处文化休克困境中，他们的媒体接触、选择与使用情况，不但会被他们的强烈的文化适应需求所驱动，而且也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文化适应结果。以前，由于空间距离的限制，离散人群多选择疆界维持（Brubaker，2005）、同类相聚，从而在寄居国形成一个个“文化飞地”（Barth，1969），如著名的伦敦印度城、三番唐人街等。在这些文化飞地中，人们会创立并运营着本国语言的媒体（如华文媒体）（周敏，2006：145），这些媒体在帮助离散者适应当地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维护着母国文化的认同，并促进文化认同的重构。

中国留学生们同时可以使用基于美国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等）和中国社交媒体（如人人网、微博、微信等）；这些社交媒体在功能上往往是类似的，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难得而有趣的机会，来探索他们是如何选择与使用不同版本的社交媒体、他们的这种选择与使用又是如何被他们对两个文化的认同所驱动、他们的这种选择与使用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三

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于文化涵化与离散族群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辨析或群体描述层面，少有从实证的角度来探索离散个体在涵化过程中具体的、动态的心理重构机制。而欧美作为当今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入国，他们的研究也多关注于离散者及其后裔在寄居国的社会适应过程，以及其对寄居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少有跳出来同时考虑离散者对寄居国文化以及对母国文化的认同重构过程。鉴于此，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综合考虑离散人群的多元文化认同的动态结构，并以此为心理动力，结合离散人群对社交媒体的选择与使用，来揭示离散者个体在文化涵化过程中的动态心理与行为机制。

文化涵化理论框架主要是根据离散者对两种文化的认同程度而分出四种涵化策略。然而，这种分类法是否过于简化？研究发现，人们的文化认同可能包含多个维度。Phinney开发了广为各国研究者使用的《多族群认同量表（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MEIM）》（Phinney，1992）。Phinney报告说，多族群文化认同可作为一个维度，也分为三个维度：（一）正向族裔态度与归属感，（二） 族裔认同成就，（三）族裔行为；后来有学者（如Roberts et al.，1999；Mastrotheodoros，2012）却发现该问卷主要有两个维度：（一）自肯、归属与承诺，（二）族裔探索行为。而后Phinney & Ong对该问卷进行修订，问卷的修订版包含（一）文化承诺（commitment）与（二）文化探索（exploration）两个维度（Phinney & Ong，2007）。同一问卷在不同研究中的维度结构不同，可能是因为其测量对象是不同文化或国家族群。故而，一方面，我们需要基于特定族群，进行其文化认同结构的考察；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留于过于简化的涵化理论框架，而应结合文化认同的多元维度，来重新考察涵化过程。

研究问题1：在美国的中国年轻离散者的文化认同结构如何？考虑到文化认同的多元结构，其文化涵化过程又是如何体现的？

如前所述，根据媒介依赖理论，离散者们有赖于社交媒体去应对文化休克并满足其社会生活需要。有研究（如Shklovski， Kraut，and Cummings，2006）报告，迁移过程中的心理需求，会改变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模式。故而，我们可以将离散者的文化认同及其重构需求，作为离散者们选择与使用社交媒体的心理驱动力；并结合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来理解离散者们的文化涵化过程。现有的关于离散人群的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如Yin，2015；Zhang, Jiang & Carroll，2012），故而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文化认同的重构过程驱动社交媒体使用的机制。

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与研究机会。一般中国人很少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等），而使用本国的具有类似功能的中国社交媒体（如人人网、微博、微信等）。与全球化相反，这种现象被研究者（Warschauer，2000）称为社交媒体的“再地化”（relocalization）。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则有机会同时使用这两类社交媒体。那么，这些年轻离散者们将如何选择并使用功能类似的两类媒体？他们对社交媒体的选择与使用，又是如何被其诸如文化认同重构等心理需求所驱动和影响呢？

研究问题2：在美国的中国年轻离散者对两国功能类似的社交媒体是如何选择与使用的？其选择与使用，又是如何被多元文化认同所驱动？

四

研究方法

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基于前期访谈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测量了他们的多元文化认同、对两国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人口学等其他变量。

（一）问卷情况

1.文化认同问卷。

为测量被试对中美文化的认同，我们改编了《多族群认同量表（MEIM）》；（Phinney，1992）；该问卷被广泛用来测量离散人群的族裔身份认同。

我们基于问卷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见结果部分），我们发现，与后来大多数研究者的结果一致，该问卷可分为两个维度。参考前述研究结果，我们将此两维度分别命名为认知情感层面的“文化承诺（commitment）”与行为层面的“文化参与（involvement）”。我们发现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其中，中国文化承诺分量表的Cronbach α=0.86；中国文化探索分量表的Cronbach α=0.74；美国文化承诺分量表的Cronbach α=0.81；美国文化探索分量表的Cronbach α=0.84。

2.社交媒体使用问卷。

本问卷主要参考Facebook使用量表（Joinson，2008）、Facebook社会搜索与浏览量表（Lampe, Ellison & Steinfield，2006）、Facebook群组使用量表（Parker, Kee & Valenzuela，2009）、社会网络行为量表（Burke, Marlow & Lento，2010）、虚拟社区使用量表（Dholakia, Bagozzi & Pearo，2004）、和Internet动机量表（Papacharissi & Rubin，2000），并基于前期对中国留美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的访谈研究中收集的329个社交媒体使用行为（Zhang, Jiang & Carroll，2012）而编成。整个问卷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问及被试使用社交网络时的各类行为的频率。

3. 其他变量的测量。

我们还测量了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在美居留时间等，以及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包括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时长、估算社交媒体上华人所占比例等。

（二）研究程序与被试情况

我们首先调研了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并考察了各大学由中国学生会组建的中国留学生的邮件群与网上群组，并从中选取了14个1000人以上的群组（也即14所大学），在邮件群或网上群组中进行问卷的发放。这些群组中人数最少的是匹茨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共1274人），人数最多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留学生群（共4743人）。在获取群组管理员同意后，每两天发放问卷一次，共发放4次。

我们在问卷声明中，邀请在美居留时长超过一年的中国留学生来填写问卷。声明中有网络链接直接链至专业问卷平台Surveymonkey上的问卷。问卷大约耗时15分钟。我们在被试中随机抽取了6名被试，分别给予50美元的奖励。

总共有253名中国留学生完成问卷，其中119名男性、134名女性；有70名本科生、76名硕士研究生、106名博士生（有一个缺失值）；他们的年龄分布在16岁至42岁，平均年龄为25.17（sd=4.43）。他们在美国的滞留时间从1年至到13年，平均滞留时间为2.86年（sd=2.01）。他们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平均为2.18小时。

五

研究结果

（一）多元文化认同：参与程度类似，而文化承诺差异显著

我们对文化认同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该量表可分为两个因子（如表1），这与多数前人研究结果（Roberts et al.，1999； Mastrotheodoros，2012； Phinney & Ong，2007）一致。结合因子负载情况、具体题项的内容，我们删去无负载、双负载或多负载的4个题项后，剩下6个题项。巴特利球形检验拒绝了单位矩阵假设，KMO指标=0.86，说明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两个因子共能解释76.86%的总体变异。其中一个因子包括“文化归属感” “文化荣耀感” “文化依恋” “文化感觉良好”共4个题项，我们结合前人研究，将之命名为“文化承诺（commitment） ”；而另一个因子包括“参加社团组织” “探索文化习俗”共2个题项，我们将之命名为“文化参与（involvement） ”。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如表1所示。

在文化涵化理论框架中，研究者只是简单在理论概念层面比较离散人群对母国与寄居国文化认同的高低。既然我们发现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是二元结构的，我们需要在此框架下，进一步考察其中美文化认同的差异。

通过相关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被试的中美文化参与得分并无显著差异。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承诺得分（mean=3.84, sd=1.45）要显著高于美国文化承诺得分（mean=2.23, sd=1.34），t（221） =13.86，p<0.001。

这说明：1. 对不同文化的认同的确不能如文化涵化理论所示的简单论高低，考虑到文化认同的不同维度，它们的高低程度可能是有同有异的；2.在美中国留学生，因为人在美国，他们在行动上对两国文化的行为参与程度类似；3.但总体而言，他们在认知情感层面，明显是要倾向于对中国的认同，而这正符合了Brubaker（2005）所定义的离散人群的三个核心特征：散布（居于国外）、母国取向（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疆界维持（对美国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的抵制）。至此，我们可以有足够充分的证据在总体上称我们的被试群体为离散人群。

更进一步，我们发现在中国文化认同方面，被试的中国文化承诺得分（mean=3.84, sd=1.45）显著高于其中国文化参与得分（mean=2.84, sd=1.43），t（221）=10.41，p<0.001；而在美国文化认同方面，相反，被试的美国文化参与得分（mean=2.76,sd=1.43）要显著高于其美国文化承诺得分（mean=2.23, sd=1.34），t（221）=6.91，p<0.001。如下图所示：

可见，对同一文化认同在不同维度上有高低差异；而且不同文化认同其内部因子的差异情况可能相反，这更说明对特定的文化认同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基于它的多元结构进行考虑和分析。

（二）中美社交媒体的使用模式表面相似

首先，我们对社交媒体使用量表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可以分为两个因子。结合因子负载情况、具体题项的内容，我们删去无负载、双负载或多负载的6个题项后，剩下8个题项。巴特利球形检验拒绝了单位矩阵假设，KMO指标=0.85，说明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两个因子共能解释72.90%的变异。其中一个因子包括“关注朋友动态”“好友互动”“状态分享”“保持联系”共4个题项，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社交性使用（socializing use）”；而另一个因子包括“信息查询”、“阅读新闻”、“使用社交平台中的游戏或其他插件”、“工作学习”，我们将之命名为非社交性的“个体功能性使用（individual

use）”。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如表2所示。

由此我们计算出中国、美国社交媒体的“社交性使用”和“功能性使用”的得分，并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被试对中美两国社交媒体的使用模式是类似的。首先，对中美社交媒体使用而言，都是社会性使用得分要显著高于个体功能性使用得分。具体来说，中国社交媒体的社交性使用得分（mean=3.40, sd=1.77）显著高于其功能性使用（mean=2.22,sd=1.68），t（221）=11.23, p<0.001；美国社交媒体的社交性使用（mean=3.18, sd=1.54）也显著高于其功能性使用（mean=2.02, sd=1.41），t（221）=11.71，p<0.001。考虑到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这种社交性使用显著高于功能性使用的模式是完全合理的。

其次，对于两国社交媒体使用的差异而言，我们发现，其差异并不太显著。在社会性使用上，两国社交媒体使用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个体功能性使用上，存在着0.05水平的显著，t（221）=2.13。

（三）社交媒体使用背后的文化认同机制

如前所述，我们将离散者的文化认同及其重构需求，作为离散者选择与使用社交媒体的心理驱动力。故而，我们分别以美国社交媒体的社会性使用和功能性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社会性使用和功能性使用作为因变量，以中美文化认同的四个变量（中国文化承诺、中国文化探索、美国文化承诺、美国文化探索）作为自变量，并控制年龄、性别、在美国居留时间、留学阶段、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时长等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来研究文化认同过程如何驱动社交媒体的使用，或者说，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如何支持文化认同过程的。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1.中国留学生通过使用美国社交媒体融入美国文化努力比较表面化

我们发现，“美国文化承诺”对美国社交媒体的社会性使用和功能性使用都存在显著的预测关系（p<0.001），这意味着，在认知、情感或意愿层面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会驱使人们使用美国社交媒体。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文化参与”对美国社交媒体的两种使用都没有显著预测关系。考虑到中国留学生们身在美国，他们对美国的文化参与，可能更多体现在线下的生活、学习与交流。故而，其美国文化参与未与其美国社交媒体的使用显著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留学生们通过美国社交媒体融入美国文化的尝试，主要停留在认知与意愿层面，而未深入到实质行为层面。

2.中国留学生大量深度地使用中美两国社交媒体来维护中国文化认同

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参与”对中国与美国社交媒体的社会性与功能性使用都存在显著的预测关系。这说明以下两点：（1）中国留学生深入使用中国社交媒体持续进行中国文化的具体探索与参与行为；（2）他们也在使用美国社交媒体进行中国文化的具体探索与参与行为；在问卷的一道题项中，我们请被试估算他们在Facebook上华人好友的百分比例，结果发现其平均值为57.30%（sd=0.26）。因此，考虑到他们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如此大量的华人好友，上述分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社交媒体使用中所显示的“分隔”策略

有趣的是，“中国文化承诺”对中国社交媒体的社会性与功能性使用，都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或许可以理解为，中国留学生在认知情感层面对中国的认同已根深蒂固（见图1），无需再通过使用中国社交媒体来加固；故而，“中国文化承诺”与中国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在统计上未能达到显著。

然而，当被试的“中国文化承诺”越强时，他们越不愿意对美国社交媒体进行功能性使用（这些功能性使用更多地与其在美国的工作生活娱乐行为相关，见表2），p<0.05，也即，他们可能逃避融入美国文化，这体现了涵化理论框架中的“分隔”策略。

4.“同化”或是“边缘化”？

当“美国文化参与”得分越高，即当被试越是在实质行为层面尝试融入美国文化时，他们对中国社交媒体的功能性使用越低，也即更少地通过中国社交媒体来进行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活动。这暗示着从中国文化环境中“抽离”的倾向，那么，这是否是涵化理论框架中的“同化”表现？

同时，我们发现，“美国文化参与”与其美国社交媒体的社会性与功能性使用，都不存在显著预测关系。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这是对美国文化的“同化”策略，但这种同化不需要通过线上社交媒体（而主要通过线下活动）来实现；其二，这可能也意味着“边缘化”，他们尝试从中国文化中抽离出来，然而又很难通过美国社交媒体来帮助融入美国文化。

六

讨论与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前期访谈研究，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对象，以问卷测量的方式，提出并回答了两个研究问题：1.在美国的中国年轻离散者对两国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差异？考虑到文化认同的多元结构，那么，其文化涵化过程又如何体现？2.在美国的中国年轻离散者对两国功能类似的社交媒体是如何选择与使用的？其选择与使用，又是如何被多元文化认同所驱动？

（一）从文化认同的多元结构角度重新考察涵化理论

本研究很好地回答了研究问题1。文化涵化理论只是简单地比较离散人群对母国与寄居国文化认同的高低。多族群认同量表（MEIM）的一系列研则指出了文化认同的多元结构。然而，却没有人基于文化认同的多元结构，去重新考察过于简化的文化涵化理论。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对离散人群文化认同的测量，证实了文化认同的二元结构；并通过进一步比较中美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差异，证明了文化多元结构的存在性与差异性，说明我们的确不能简单地以单一维度来考虑文化认同。

通过考察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结构，我们发现了，中国留学生们其实在总体上符合Brubaker（2005）所定义的离散人群的三个核心特征。虽然他们在两国文化参与程度类似，但他们对中国文化承诺的得分要远高于其对美国文化承诺的得分。

我们基于二元结构的文化认同，重新考察了涵化策略。虽然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承诺远高于对美国文化的承诺，但考虑到他们在行为层面对两国文化的参与程度接近，我们并不能如涵化理论简单地归类为“分隔”策略。

但结合社交媒体的使用，当“中国文化承诺”越强时，被试越不可能对美国社交媒体进行功能性使用，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隔”。被试也表现出了“同化”策略以及从中国文化环境中“抽离”的倾向：当“美国文化参与”得分越高时，他们对中国社交媒体的功能性使用越低。然而，因为该得分与其对美国社交媒体的使用无关，这也可能意味着“边缘化”，即虽然有人尝试从中国文化中抽离出来，但又很难通过美国社交媒体来帮助融入美国文化。

（二）社交媒体的使用及其对文化认同过程的支持

我们发现，被试对中美两国社交媒体的使用模式极其相似，但背后的机制却较复杂。例如，美国社交媒体的部分使用，其实是用来支持中国文化认同的。

我们发现，被试通过使用美国社交媒体融入美国文化的努力较为表面化。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留学生们通过美国社交媒体融入美国文化的尝试，主要停留在认知与意愿层面，而未能深入到实质行为层面。我们还发现，中国留学生大量深度地使用中美两国社交媒体来维护中国文化认同。这些发现较好地回答了研究问题2。

（三）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因是通过互联网发放并收集问卷，没有可靠的应答率数据，故而此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存疑。然而，我们对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在美居留时间等）的基本分析，证明了至少在人口结构上来说，本研究的样本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另外，由于前人相关研究较少，故本研究还是以探索为主。故而本文提出开放式的研究问题，并执行严谨的基于统计推断的定量研究。所幸我们的研究结果较有说服力地回答了研究问题。

这篇论文以文化认同作为前因变量（antecedents）来研究社交媒体的使用；而在文化涵化背景下，这些社交媒体使用的结果与影响（consequences）如何，例如，它们将对离散人群的多元文化认同整合及其文化休克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尚需进一步讨论，这也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课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 / 段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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