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被屠 明末清初又被屠 为何近代的湖南人却贡献最大

湖南人在历史上是挺悲惨的，曾数次被屠杀，堪称屠省那种，直接一灭就被灭一片，整个省都没剩下几个人的那种。

元末明初湖南人被屠的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而且至今还有“朱元璋血洗湖南”之传说，还有很多种：

• 一是朱元璋为了报复浏阳人支持陈友谅，下令血洗浏阳。

• 二是刘伯温看天象说浏阳三百年后将要出天子，朱元璋为保其万世江山，遂开杀戒，诛灭全城；

• 三是传说当年朱元璋在浏阳行乞，由于偷了人的红薯，被人暴打，发誓当皇帝血洗浏阳；

• 四是传说朱元璋当皇帝后，他的各派系纷纷前往南京向他庆贺。他疲于应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马要按顺序依次进京。当他听说有队人马到长沙时，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误传为“血洗三天”（另一说为“街杀”误传为“皆杀”）。

• 五是话说南京有条湖南街，有一次一谗臣说湖南街的人出言不逊侮辱马皇后和说朱元璋得位不正，是抢人家韩林儿的。于是朱元璋下令“湖南街杀”，领旨的人听成了“湖南皆杀”，然后湖南人就悲剧了。

当然了也有不少学者这些说法都提出了异议，说朱元璋屠杀湖南人的说法站不住脚，比如说报复支持陈友谅的百姓，那也应该是杀江西人，而且朱元璋乞讨主要是在安徽河南江苏一带，有没有乞讨到湖南还不一定呢，何来浏阳人侮辱他。

可是不管怎么样，在元末明初时，湖南人因为连年战乱被屠杀殆尽是事实，很多史书上都有记载，元末明初时的湖南“千村血洗”，“万灶烟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据湖南衡阳的《常宁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常宁已有 99031人，可是到明朝永乐年间只剩下5887人，还包括屯兵户在内。

而在明末清初时，湖南人又再次被屠杀。

这是网络上找到的一张清军入关屠城记录图片，基本上告诉了大家清军入关后在那些地方曾惨无人道的进行了大屠杀。其中最悲惨的是江浙人，特别是江苏人，当时应该称之为南直隶人，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最为知名的，都发生在当时的南直隶。

为什么南直隶会被屠城最厉害呢，个人觉得是清军在为他的盟友——晋党报仇。因为在明末时，南直隶的东林党势大，严重的侵犯了晋党的利益，而晋党一直就是满清八旗的支持者，在明末一直走私粮草兵器，壮大八旗。此种说法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后来的晋商成为了皇商，有八大皇商之说法，晋商在整个清朝是最牛掰的。

而在湖南也爆发了两次大屠杀，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沅州也遭到纵兵杀掠。

而在清初，湖南人的悲惨遭遇还不仅仅是被屠杀，还有连年的战乱。当时南明最后的擎天柱李定国将军“两蹶名王”威震天下，打得清廷甚至有了和南明划江而治的考虑，要不是出了猪队友，南明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被灭了。而当时李定国“两蹶名王”的主战场，就在湖南。

而清朝平定天下后，康熙朝又爆发了三藩之乱，而吴三桂和清军作战的主战场，也是在湖南。

既被屠城又经历连年战乱，湖南人在清初那也是被杀得剩不下几个人。

可众所周知的是，1840年中国开始被西方列强侵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百年国耻，却是一代代的湖南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人不再任人宰割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是啊，为什么会是湖南人呢？湖南人被屠杀了那么多次，应该被杀怕了才是啊，应该知道“宁为盛世犬，不做乱世人”，这打起战来那可不仅仅是死人那么简单，那是要死好多人的，不仅士兵会死，士兵们的妻儿父母甚至九族之亲都有可能会死。

可是湖南人为什么却依然前赴后继，甘为天下先呢？

湖南人说自己“吃得苦,不怕死,霸得蛮,耐得烦,燎得难!”，湖南人自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总之一句话，那就是湖南人是非常有血性的，正是这份血性让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前赴后继，热血报国！

那么为什么湖南人这种血性的爱国精神最为突出呢？这还是得从湖南人的文化说起。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从此岳麓书院就成为了湖南人文化及精神的代表。

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全部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

这就是湖南人精神之始！

而在明末清初，湖南这片热土又成为了南明将士抗击清军的前沿阵地，而当时为南明将领出谋划策的谋士就有明末清初最伟大的三个思想家之二，一个是王夫之，一个是顾炎武，这两位思想家再加上黄宗羲，创建了真正为国为民的“儒家学派”——“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之学的中心思想就是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总的来说分为四点：

第一"务当世之务"，并以报国为民为出发点，这就是顾炎武喊出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第二是勇于任事的精神，黄宗羲说："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性思想家之一的颜元就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

第三是要富有创新精神。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强调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他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同异。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第四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学者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刘献庭、顾炎武、顾祖禹为其代表。如刘献庭"脱身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他用这种调查访问的办法"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而成为"清初一大学者"。再如顾炎武，可以说是清初学者中推崇调查研究的典范。"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遍游北方，心怀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一年之内半宿旅店"。"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穷一生之功，写出"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的《日知录》等名著。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舟车所往，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这种调查研究之风，在清初学者中比较盛行，成为清初学风的一大特点。

这就说明经世致用之学才是真正继承发扬儒家学说的学派（在汉朝时，儒家就以创新求变而闻名，不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治及不求改变之精神），经世致用学派比程朱理学更具进步性，而且比之同样具备进步性的“阳明心学”则更多了一份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阳明心学我不敢说不好，至少在王阳明那是好的，是利国利民的。可是却被明末的东林党给歪曲了，他们批判继承了阳明心学，将“知行合一”之精神，当成了利己之道，凡事只从自己利益出发，只从他们利益集团出发，而不顾国家和人民，实在是比之程朱理学更不具备忧国忧民之心。

而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湖南这片热土上，被血性报国的湖南人吸收并加以继承及发扬，让湖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有人说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也有人说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06年3月7日）

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经世致用”的湖南人，则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了最耀眼的明珠！所以湖南人不怕死，不怕困难，但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富有斗争及智谋，为中国告别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