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前中国的灭倭第一战，振天朝之威却不为人知

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最后关头，如果没有美国最后两颗原子弹，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多(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般四百多艘，四战走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塹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中国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估计可能吃过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如果对他说美国大兵很狠狠教训了斯威士兰一顿，对方肯定一脸茫然：“斯威士兰，哪里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吗?不是斯里兰卡吧?……”一直到数月后在哪个电视小节目上看见娱乐新闻数千美女猛晃豪乳竞当国王新妃，这个美国人才恍然，“哦，斯威士兰是南非一个部落小国啊。”由此可推，美国将士也只会吹牛说“兄弟在二战、韩战、越战的那会儿……”，绝对不会吹嘘他在斯威士兰宰过多少”马猴“——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些矬个子的小人种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朝衡就是晁衡，这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们喂了王八，三两黄酒下肚，信笔涂鸦，有《哭晁衡卿》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来把矬哥们这“死人”就忘了。过了数月，忽然又惊见此人现身长安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间，李白还以为白日见鬼遇诈尸，实实吓了一大跳。不过，诗也不白写，此诗后来被人肉麻地吹捧为“中日友谊史传诵千年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