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中的女性:国际三八妇女节示威点燃二月革命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但人类追求自由的步伐从未停息。在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女权运动中，俄国女性与女权运动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回眸百年前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无数女性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敢于打破旧世界，谱写了女性自由与解放的壮美篇章。

　　20世纪初欧洲女权运动

　　与男性工人、农民以及城市贫民争取投票权的历程相比，女性争取投票权的历程更加漫长曲折、充满荆棘。20世纪初，英国女权活动家为争取女性投票权和参政权展开了殊死斗争，女权风潮达到了顶点。1913年，女性参政活动家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1872—1913）身披妇女参政运动的旗帜，纵身跳入赛马场，跑向弯道处国王的赛马。她奋臂高呼“给女性投票权”，不惜死于国王的马蹄之下，可谓“以身殉道”。正是这种誓死抗争的女权运动掀开了英国女性参政的序幕。1918年，英国年满30岁的女性赢得了投票权；1921年，21岁以上的女性得以参加投票。

　　与世纪之初欧洲女性解放运动相呼应，在俄国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广大女性为争取自由平等、男女平权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斗争。1915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面临粮食危机的俄罗斯妇女每天都排着长队等待少得可怜的面包。在无尽无休的战争苦难中，首都彼得格勒的女性一马当先，纷纷走上街头示威，高呼面包与和平。随着男性工人加入示威游行，市民抗议规模不断壮大，妇女们甚至高喊“打倒沙皇”的口号。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1872—1952）指出，在俄国革命中，女性诉求很简单，那就是渴望面包与和平，即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她们凭借这种单纯而炽烈的激情，摆脱了“无产阶级伟大斗争耀眼光环下的虚幻阴影”，站在了革命运动的最前列。

　　国际三八妇女节示威点燃二月革命

　　1917年3月8日至12日（儒略历2月23日至27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彻底覆灭，结束了封建专制在俄国的统治。正是在国际三八妇女节这一天，首都彼得格勒备受失业和饥饿威胁的工人、市民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提出了“反对饥饿”、“打倒战争”等口号。这一天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了12万。可以说，正是生计艰难、食不果腹的女性站在了革命运动的最前列。

　　国际三八妇女节当日，女性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触发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二月革命”后，经过王党派、自由主义者和稳健社会主义者的妥协，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人阶级展开“工人管理斗争”，各行各业的工人要求兑现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经十月革命的洗礼，俄国实施了旨在废除旧时代男尊女卑等家庭关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例如，1918年10月17日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关于引入离婚的法令》以及《1918年的市民权、结婚、家庭、亲属的法令》。根据这两部法令，在婚姻中，女性被赋予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这样，在夫妻恩爱关系松弛时，女性可以比较容易地离婚。同时，女性也被赋予为获得子女抚养费而进行诉讼的权利。

　　俄国革命与女权运动的分化

　　尽管女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解放运动也成为俄国革命的重要标志，但革命时期的俄国女性运动不仅具有不同的结构和性质，而且都深陷于家长制和封建秩序的桎梏中，要冲破旧时代的思想牢笼并非易事。

　　“二月革命”后，女权运动大抵分为两种：一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权运动，一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继续提出女性参政权问题。由于女权运动活动家的不懈努力，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确认了女性从事辩护人职业的权利；7月20日，赋予所有20岁以上的成人选举未来制宪会议代表的权利。同时，临时政府从女权运动中获得了对战争的支持。革命之后，临时政府继续维持战争，以“女性敢死部队”或护士身份吸收女性投入战争。战争结束之际，多达6000名女性参加了战争。

　　俄罗斯二月革命，源于一群抱怨面包涨价的彼得格勒妇女

　　工人阶级的女性所追求的目标则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大异其趣。由于丈夫从军而分不到土地，1917年3月中旬，在彼得堡港口地区的女性集会上，士兵妻子们要求增加“分地份额”。4月，处于穷困潦倒的女性纷纷走上街头示威。5月，洗衣女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要求每天至少增加4卢布工资。5月13日到9月，出于相似的经济诉求，染色行业女性工人也举行了旷日持久的罢工。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聚焦于政治参与和民主选举等政治诉求，工人阶级的女性则聚焦于共有地分配、工资斗争等经济诉求。两者因侧重点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和差异。

　　女权运动的成就与局限

　　“二月革命”中，虽然工人阶级女性起了表率作用，但她们并没有充分表达自身的政治意见，这也表明工人阶级女性的性别意识仍然很脆弱。实际上，即使在革命以后，性别等级观念依然大行其道。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与变化性中，苏维埃女权运动既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也显示了自身的局限。

　　不过，在俄国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也不乏从家长制桎梏中获得解放的计划。随着《1918年的市民权、结婚、家庭、亲属的法令》的颁布，不仅保障了女性与男性的身份平等，而且对于女性适用同工同酬原则。另一个变化的标志是，创建了作为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中心的“性别平等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党的指导部门试图将其作为动员女性工人的协调机构，即贯彻党的政策的一种“变速传动带”。性别平等部力图推动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尤其是当选女性工人代表的教育事业，鼓励她们参加授业和集会、听取关于政治问题的报告，以及通过在工厂的“儿童护理中心”等机构学习组织女性工人的方法等。在其推动下，大量女性加入党组织，1922年已涌现出3万名女性党员。

　　但是，由于持续的内战和经济条件的恶化，公共食堂、简便饮食店、保护所等机构的运营变得越来越艰难，女性解放计划不足以阻挡俄国人民回归传统家庭关系的步伐。随着政府禁止女性强制义务征召入伍，战争越发固定为男性的特有领域。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缔造了一系列社会服务程序，以便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在完整的法律和公民平等、学校教育和职业平等权的基础上，让广大女性享受新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