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曾在牢房把日本佛学家说的哑口无言？

人。19岁生一场大病后彻悟人生虚幻，遂毅然出家。

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涉猎各色大小乘经典，对《楞严经》造诣最深。

光绪三十二年，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当时太虚十八岁到天童寺，任寺中禅房，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于太虚颖悟非常，甚受道阶的重视，许之为法器。

由于此中因由，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二人曾于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圆瑛手书曰：“世有生无兄弟，以异性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托。即如秘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千载咸钦义气。”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煤油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民国九年，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

民国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后来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十二年秋回到泉州。十四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

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将募得之款，由马六甲基金董事会保管本息，不取分毫，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

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民国十九年，他当选宁波天童寺住持。

当众宣布他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

在圆瑛法师的佛教思想中，很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1931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

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他曾撰一副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1937年，他60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救护队，叁加战地救护工作，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后来他甚至亲自下南洋为国民政府募集到了大量经费用作抗战。

1939年，日军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等人，企图威逼圆瑛法师承认抗日有罪。圆瑛法师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

却被圆瑛法师驳得哑口无言。日军恼羞成怒后只得对圆瑛法师加以刑罚，几度使其昏厥，企图迫其就范。到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只好将他释放。

而他与太虚的友谊，入民国之后，太虚受新的学术思想薰陶，学养日深，且锐意革新，成为佛教中革新派的领袖；而圆瑛历任诸大名刹方丈，长期受传统制度薰陶，被拥为保守派领袖。

他提倡温和改革，而太虚大师却更加激进。以致二人日后距离日远，未能共同合作为佛教努力。又以当时佛教中所谓名流居士之辈，从中挑拨离间，更增加了新旧两派的裂痕。

如民国二十年，中国佛教会开会改选.太虚大师的革新派获得胜利，本可藉此机会，新旧派携手合作，为佛教努力。无奈一向操纵佛教会的名流居士者，不甘失败，从中制造事端，太虚大师辞去佛教会执行委员，革新派的谢铸陈、黄忏华等亦先后退出佛教会，新旧两派就愈发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