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宏：郁达夫对沈从文的提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郁达夫对沈从文的提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付秀宏

在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笔下，湘西的自然山水被描绘得逼真美丽，他的《边城》已成了湘西的代名词。在沈从文的一生中，有一个人无法抹去，那就是比他年长6岁的著名作家郁达夫。

1923年的夏天，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二十刚出头的湖南凤凰县苗族青年沈从文，决定“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于是，他从湘西的军营来到了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国文班，结果未被录取，一心向学的他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从湘西带来的钱很快便花得所剩无几了，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倔强的湘西青年忍着饥饿，挨着北方冬天严酷的寒风，开始向文坛进发。他的写作热情很高，但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想靠文学来养活自己的愿望，几乎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濒临绝望的他向京城的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吐心声，这其中就包括郁达夫。

彼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的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不过他教的不是文学，而是担任政治、经济及史学系统计学讲师。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处在人生的苦闷之中，甚至有些消沉。在文坛已经颇有名气的他，却在大学里教着自己不愿意教的课程，一手创办的杂志被迫停刊，还时常受到同道中人的攻击，生性不甘寂寞的他却要忍受一份无爱的婚姻。他的人生面临诸多困惑，他整天嗜烟酗酒甚至自残自虐。正由于自己前途迷惘的人生，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所以郁达夫对正在这条小道上艰难挣扎的同道中人有着很多的理解甚至感同身受。

接到沈从文的信后，郁达夫很快抽出时间，专程来到了位于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在“窄而霉小斋”——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处于窘境的沈从文。

1924年11月13日，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北京的天气相当冷。郁达夫推开“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执笔写字，此时的他已经连续三天没吃任何东西了。眼前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郁达夫，他感动得眼圈发红。他马上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轻轻地拍了拍上面的雪花，然后给郁达夫围上。

那一天上午，他们聊了很久——其实不能算是聊，因为基本都是沈从文一个人在说，而郁达夫一直在听。沈从文对郁达夫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心扉：他说自己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他认为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以后的生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他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他说自己已经有四五年没见到母亲和妹妹了；他还说起自己在北京的亲戚，曾担任过很高官职的熊希龄……

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郁达夫拉着沈从文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撮”了一顿。已经饿了三天的沈从文也顾不上什么斯文了，他狼吞虎咽，看得郁达夫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顿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账，他将找回来的三元两角多钱全部给了沈从文。其实，当时的郁达夫在经济上也很窘迫，五元钱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小数目了，他每月只能领到30元的月薪，可以说也正处于“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时期。

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郁达夫便坐车匆匆赶回学校去了。回到“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大哭了起来。半个世纪后，当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他还激动地谈起这件事，可见感动之深切。

郁达夫回去后便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充沛的激情表达了对一位有志青年在这个社会的遭际的极度愤懑。不久，他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后来，他又介绍沈从文与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沈从文从此步入文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只几年工夫便享誉文坛。

成名后的沈从文没有忘怀郁达夫对自己的帮助。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出版时，他在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饱含感激之情的文字：“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也被沈从文在困境中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精神所感染，他很快重新振作了精神，既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又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可以说，郁达夫与沈从文是互相成全了彼此。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