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韵论道”栏目推出的“孔子生平疑案辨析”系列
主讲人 历史学教授时鑑 制作人 杨燕君 来源 雅韵网
《论语·子罕》记载这样一段故事：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子贡说：‘老天本来就要他成为圣人，又要他多才多艺。’孔子听说后，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生活优裕的君子会有这么多技艺吗？不会有的。’”
孔子幼年丧父，与母亲颜徵在迁居曲阜城内，孤儿寡母，其“少也贱”之窘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正因为家境贫寒，孔子小时候肯定会帮助母亲做些家务，甚至为生计做些放牧牛羊的“鄙事”。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也曾就此做过推测式描述：“孔子在母亲尚未去世的年代，一定帮助母亲做过许多家务劳动和其他劳务。母亲死后，为了独立谋生，劳务范围就必然更为广泛了。”究竟孔子做过哪些“鄙事”，“他未说，无可查考。大概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和给人家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匡亚明先生推测孔子心理活动说：“他虽做过这些事，自己心里又鄙视这些事，认为这些都不过是自己年轻时家贫不得不做而借以谋生的‘鄙事’。所以他一面做这些劳务而且做得很熟练能干，一面在思想深处还是轻视劳动，认为这些事只应‘小人’去干，不是‘君子’所应干的事。”
后面这段心理活动的推测显然带有“文革”时期“批林批孔”时的政治倾向。笔者少年时代做过许多类似孔子所讲的“鄙事”，如割草、放羊、喂猪、收麦、拾棉花、建筑等活路，但从没有一面劳动，“一面在思想深处还是轻视劳动”，与此相反，笔者感受的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成就感。我们下面将要叙述到的、史籍中记载的孔子做乘田、委吏，牛羊养得肥肥的，帐目做得清清楚楚的，就能品味出孔子也有这种苦中作乐的成就感。
在叙述孔子做乘田、委吏之前，笔者首先想考证一个问题：孔子做过吹鼓手吗？按匡亚明先生的推测性描述，孔子“当人家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 然而我们遍查史籍，都看不到孔子做过吹鼓手的记载。
孔子当过吹鼓手的事最早记述见于“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这个吹鼓手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点理论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儒家的“儒”字。“儒”字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柔也。术士之称”。现代学者据此把“儒”解释为“术士”，认为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俗，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孔子学说称之为儒学，就说明他做过“术士”，经常在红白事上帮忙，所以当过吹鼓手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笔者认为，这种对“儒”的理解是不对的。首先我们看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儒”的解释：“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周礼》“儒以道得民”。注曰：“儒，有六艺以教民者”；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按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谓六行六艺，曰德行道艺。自真儒不见，而以儒相诟病矣。从段玉裁等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儒”字根本没有现代“术士”之意，古汉语“术士”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邑中有道德的人”，也即“乡里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道教化百姓的人”。这种解释，既符合孔子本人创办私学授徒身份，也说明了儒学的本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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