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陆犯焉识》到电影《归来》

《陆犯焉识》是旅美作家严歌苓创作的第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后由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归来》，由陈道明和巩俐主演，于2014年上映。在原著中，严歌苓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置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和政治变迁这个大背景上，写出了一曲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生悲歌。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其人生悲剧表面上是源于对自身所处时代、政治的误读，但本质上是源于个体精神的独立及对自由的坚定追求。陆焉识悲剧的人生，演绎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以及知识分子在政治和苦难的困囚驯化中的精神抗争、蜕变、坚持。

电影《归来》只截取了原著的最后一部分，主要的片段就是陆焉识潜逃回家被抓回去最后被释放和陪伴失忆妻子冯婉喻找回记忆。在《归来》公映后，就取得了首周末8200万元的票房成绩，对于电影和导演张艺谋而言，这样的结果无疑表明影片的成功。然而一部好的电影似乎是不能仅仅靠票房来证明的，与理想票房相对应的是，影片的口碑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有观众认为《归来》质朴走心，感情真挚动人，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现实题材佳作；也有观众却认为影片单薄浅白、情节拖沓，余韵不足。

影评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毕竟电影是从原著的结尾处开始改编，原著中的大部分背景被淡化甚至删除了。很多有性格特色的人都没有能够保留下来，比如梁葫芦那个无法无天的少年，善良忠厚默许焉识去看荧幕上女儿的邓指，孤独寂寞风情万种的恩娘······影片留下了最为简单的人物角色，以及附着在人物身上的情感关联。影片对于原著的这些改变，笔者认为导演张艺谋对这部片子不管是商业利益还是艺术价值的追求都有自己的考量，他是试图将故事放到现代社会语境的重写。

不得不承认很多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都不得不进行删繁就简的取舍，有的改编观众拍手叫好，而有的却不得不让观众愤懑不平，这一切全靠导演的才华而定。虽然说电影拥有自己的美学特性，改编应该经历一个从文学立场向电影立场转变的过程，也不应该以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电影，但是《归来》对原著过多的删减，内容不免单薄，很多细节前后无法贯连，故事情节不知所云。有学者就认为：“电影抽空了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把一部特定时代下的悲剧改编成了小家庭的纯爱情故事。”[1]《归来》只把小说的结尾改编成了电影，相比较焉识和婉瑜的爱情悲歌而言，原著《陆犯焉识》浪子回头式的人生大彻大悟更具有震撼力。尽管电影基本实现了张艺谋的创作初衷，但是与原著相比较，影片的改编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最值得提的就是原著是以陆焉识这个男性为主角，而然电影里的陆焉识却不得不被迫成为了配角。从影片表面上看陆焉识好像是主角，他的归来才应该是主线。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前半段女儿丹丹的出卖压倒了陆焉识的表现，后半段妻子婉瑜的痴情等待也压倒了陆焉识，导演完完全全将陆焉识这个主角配角化了，所以陆焉识的身份是模糊的，这个是个原著大相径庭的。在影片中，陆焉识被释放回家，回来后却发现等待自己的妻子却早已不认识自己，他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唤醒婉瑜的记忆。他弹钢琴给婉瑜听，去咨询医生时会说法语····很多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动作都发生在陆焉识的身上，这些影片都没有详细的交代。看过原著的人会知道怎么回事，而没看过原著的人恐怕只能是云里雾里了。但是这些，原著都有很详细的交代。他出生旧上海富贵之家，留过学，获得过语言学博士学位······1954年在肃反中被捕入狱，1955年获加刑，1958年被发配大西北等。原著对人物丰富经历的详细交代是影片永远达不到的，影片中只有婉瑜手写的“陆焉识”的牌子在不停强调这个主角的存在。或许这是所有小说改编成电影都会遇到的难题，也不仅仅是《归来》。

对于影片最大的质疑就是批评影片缺乏直面“文革”的勇气，然而事实是《归来》并不是不敢直视“文革”，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直视，以一种更加理性和节制的方式去反思那场浩劫，不仅仅只有伤痕也同样有反思。“文革”结束30多年后拍摄的《归来》，不会再像早期“伤痕电影”那样充满单纯的控诉情绪。影片在很多方面都淡化了‘文革’元素，集中于讲述家庭感情裂痕产生和修复的过程，聚焦于人性层面，这无疑是经过积淀之后对特殊年代的理性表达。饶曙光分析道：“与同样是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这样情绪化强烈的影片相比，《归来》十分克制，导演有意避免了过度的情绪表达，从故事设定到导演技法再到演员表演都十分质朴，具有化繁为简的美学风格。”[2]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就是小众和大众的关系，读小说的人毕竟是小众，就如严歌苓自己所说的：“像《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等世界上最伟大文学著作一再被搬上银幕，导演希望用自己个性的手段来诠释文学大师的作品。”张艺谋也是如此，淡化了“文革”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通过小人物的命运的凸显来窥视当时宏大的背景，有何不可呢？

不管是电影中刻意避而不谈，还是原著里着墨很多，文革就真实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中，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文革这个话题是敏感的，但并非不可触及。文革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破坏，最可怕的就是对当今人的思想、精神、心灵上带来的无法抹去的过去的伤痕，时刻活在和囿于一种过去的惨痛记忆中。文革题材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本质上挖掘文学人性、文学内心的空间。作为一个小说家，严歌苓探索政治严酷高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有意规避权威话语，有意逃离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转而反思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与精神际遇。历史反思一旦离开国家、民族与政治等宏观意义上的关照，陆焉识的命运反思就会变得孤立，削弱了文学的审美价值。[3]《陆犯焉识》中政治与人生的执拗，体现历史的冲动与情感的纠扯，实际上还是大历史和小感情的纠缠不清。男女主人公陆焉识和冯婉喻被囚禁的自由和遭阻断的爱情，反映了自由和情爱的双重悖论，他们的爱情是一种空缺情爱和想象满足。[4]而作为小说的延续，《归来》则立体呈现了一种银幕伤痕，书写的历史“失忆”，是后来人铭刻前人所经历时代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