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韩子华口述《我的父亲韩复榘》、韩子华、周海滨《我们干吗再跟着蒋介石——父亲韩复榘被枪决之后》、韩子华、周海滨《韩复榘因何被杀》、《韩复榘公布治鲁纲领》、《董必武传》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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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冬天,北平城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旧朝已去,新朝未稳,街上的人走路都带着一股试探的劲儿。
那些在胡同里住了几十年的老北平人,见过的政权更迭已不止一次——北洋军阀来了走,走了又来,国民政府来了又走,每一回有人欢喜有人忧,每一回都有人在夜里数着铜板盘算明天怎么过。
这一次,连惯看风云的老北平人也说不准。
因为那些穿着土布军装的兵进城之后,在天寒地冻的街沿上裹着棉衣露宿,没有一个踹开哪家的门讨要吃的,也没有一个在集市上强拿东西不给钱。
老北平人站在门缝后头看,都觉得稀奇。
有个女人,住在灯市西口富强胡同租来的几间破屋里。
她已经快六十岁了,头发半白,身量消瘦,但脊背挺得笔直,手上的茧子是多年操劳留下的印记。
这副挺拔的架势,像是她这一生唯一没有低下去的东西。
屋子四壁斑驳,墙皮在上一个秋天又脱落了一块,天气一阴,潮气顺着裂缝往里渗。
房东催过租,街坊有时用奇怪的眼神望她,她从来不多说,低着头把日子一天一天撑过去。
她叫高艺珍。
她的丈夫,是那个在全国留了笑名、又留了骂名的韩复榘——那个被称作"不战而逃"的山东省主席,那个在开封会议上被绑走、随即在武汉被处决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那个男人,已经死了整整十一年。
十一年,孩子们从少年长成大人,她的鬓发从深黑染成灰白,而那顶压在头上的无形帽子,从来没有摘下来过。
此刻,她坐在漏风的屋子里,铺开一张薄薄的信纸,准备向新政府开口——要回那座属于自己家、却流落在外整整十二年的院子。
这封信,她捏着毛笔写了很久。
她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她只知道,能开这个口,已经需要用上这十一年积下来的全部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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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霸县小城到将军夫人
高艺珍1890年生于河北霸县,与韩复榘是同乡,两人同年出生。
她的家世,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有些根底。
她的堂伯父高步瀛,是当时颇有名望的经学家,通经学、小学、史学,校勘功底深厚,著有《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等,后来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与辅仁大学,在学界颇受推重,连鲁迅也曾在其手下任职于教育部。
受这位堂伯父的影响,高艺珍自幼喜读书习字,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里头,算是少见的识文断字之人,眼界与见识都比普通人家的女子开阔得多。
那个年代的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得商量。
1904年,十四岁的高艺珍,嫁给了家境贫寒、在韩家村里读过几年私塾、尚未出门闯荡的韩复榘。
那一年韩复榘也才十四岁,家里在义和团运动中遭了祸,叔叔被当作"二毛子"斩首,宅院付之一炬,家道就此败落,韩复榘的父亲韩世泽靠着在本村开私塾教书勉强度日。
两个十四岁的孩子,就这样绑在了一起。
韩复榘婚后没过多久,便出了门,先是到县衙谋了个差事,那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欠了不少债。
高艺珍把陪嫁的首饰变卖帮他还清,后来他远赴辽宁投军,路费也是高艺珍变卖家什凑出来的。
1910年,韩复榘投奔新民府陆军,编在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因为能读书写字,被冯玉祥看上,从司书生起步,跟着冯玉祥一路征战。
他战功显赫,又善于见机行事,逐渐从队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升上来,最终成为冯玉祥麾下"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
高艺珍跟着他,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都走下来了。
她跟着他在军营里辗转,从一顶帐篷挪到另一顶帐篷,从一座城辗转到另一座城。
韩复榘后来发达了,对这位结发妻子的态度渐渐冷淡,两人之间名分在,情分却越走越远。
他纳了二房纪甘青——河南源河一带的名伶,又纳了三房李玉卿——南章台出身的名妓。
高艺珍从来没有在外头为这些事大闹过,她管着一家老小,管着几个孩子,从来不干涉丈夫的军政事务,也从来不在外头张扬自己将军夫人的身份。
高艺珍为韩复榘诞下三子:长子韩嗣燮自幼即有精神方面的隐疾,时好时坏;次子韩子华聪慧好学;三子韩嗣燠机警利落。
三房李玉卿留下的一子,离开韩家时留给了高艺珍,加上一名从韩复榘五弟处过继来的女儿韩嗣虑,高艺珍一共要照看五个孩子,全部由她一人操持。
1930年,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高艺珍跟着进了济南。
那时韩复榘在山东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提出"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
推行起来也算认真,禁毒严厉,教育经费专款专用从不拖欠,山东全省学龄生源从1929年的五十余万增长到1933年的百余万,在全国各省里名列前茅;
他支持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梁漱溟事后直言:我们在山东的经费,主要靠韩复榘。
彼时的韩家,表面上是济南城里最说得上话的人家之一。
韩复榘有三处房产:北平一处是张学良私下赠送的四合院,地契登记在高艺珍名下;
青岛一处是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所赠;
南京一处是韩复榘按照国民党规矩自费修建,但那处院子他本人一天没住过,倒是老上司冯玉祥一家搬进去住了,后来南京沦陷,炮火把那处房子炸成了废墟。
三处房产里,韩家在北平绒线胡同的那处四合院,是唯一一处有明确地契、且登记在高艺珍个人名下的合法私产,算是韩家在北方留下的唯一一块固定的根。
谁都没有想到,这块根,往后会成为高艺珍撑过乱世时最后剩下的唯一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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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封会议,一去不回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山东防务及黄河防线。
为了家人安全,战事起来之前,他把高艺珍安置在了鲁西南的曹县,此后两人再没能见面。
战事起初,他的部队并非完全没有作为。
1937年10月2日夜,第三集团军第486团夜袭桑园车站,与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部属千余人激战四小时,一度完全夺回阵地,缴获火炮三十余门及一列钢甲车,南京《中央日报》以"津浦路我军大捷"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此后的德州之战,第三集团军三个师与日军正面厮杀,守城官兵大部殉国,第三集团军三个师伤亡过半,德州最终失守。
血战最惨烈的时候,韩复榘派人千里迢迢给高艺珍送去一封信,上面写着:生死难以预料,请照顾好孩子。
高艺珍在曹县接到信,看完,没有说话,大哭了一场。
德州一战之后,战场形势与人心都出现了转折。
蒋介石将原本承诺支援韩复榘的中央军重炮旅调拨给了汤恩伯部,韩复榘数度电请增援无果,积怨爆发。
军事上的持续失利、派系之间长年积累的猜忌、加之韩复榘骨子里保存实力的盘算——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攻入山东腹地之后,他开始消极避战,接连放弃济南、泰安,黄河天险在短短数日内拱手相让,山东大片国土落入敌手。
他撤离济南前,下令焚毁省政府及进德会等建筑,对外称"焦土抗战",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其时,李宗仁电令他死守泰安,韩复榘回电八个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
这八个字被李宗仁原文转给蒋介石,令蒋气愤已极。
而实际上,韩复榘与蒋介石之间的梁子早已不止弃守这一件事——1929年韩复榘叛冯投蒋之后,两人之间始终存在嫡系与旁系的深层裂痕;
1936年西安事变,韩复榘公开通电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这在蒋介石眼里是无法饶恕的背叛;
加之韩复榘在山东多年割据,排斥蒋在山东的亲信势力,与川军刘湘暗中联络图谋反蒋,已成蒋介石必欲除去的心腹之患。
弃守山东,不过是给了蒋介石一个在明面上处置韩复榘的由头。
1938年1月,蒋介石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在开封设局。
韩复榘身边不乏提醒之人,参谋长刘熙众直言此行凶多吉少,部下众人皆劝不可轻去。
但蒋介石安插在韩复榘身边的眼线蒋伯诚从中周旋百般游说,加之传出鲁豫战区司令官一职可能落在韩复榘身上的风声,韩复榘最终犹豫拿定主意,亲自赴会。
1月11日夜,韩复榘乘车抵达开封河南省政府门口,见电灯旁贴着告示,随员须留在接待处,只有本人可以进入。
他让随行三名卫士留在接待处,一个人走进了会场。
会议进行时,蒋介石当众追责:"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
厅中众将俱低头不语,唯独韩复榘梗着脖子顶了回去:"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那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会场随即变了气氛,刘峙出面将韩复榘引出会议厅。
出门即是一辆早已等候的汽车,车门关上,两名军统特务出示逮捕令,韩复榘就此失去自由,当夜被押送武汉。
1月19日,国民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任审判长官。
整个审讯过程中,韩复榘昂着头,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也没有请求任何宽恕。
法官再问,仍是一言不发。
1月24日晚七时左右,韩复榘在武昌平阅路三十三号内院一座小楼前,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被处决,成为抗战以来被处决的国民党最高级别将领,年四十七岁。
韩复榘死后,孙连仲出面筹资为其料理后事,灵柩被安葬在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墓前立碑,刻着"韩复榘之墓"五个字。
公祭当日,西北军旧友孙连仲一人著上将礼服亲往祭拜,其余皆缺席。
蒋介石随后命黄埔一期将领郑洞国亲率卫队,护送韩家家眷撤往后方。
高艺珍在曹县接到消息,长子韩嗣燮受了刺激,精神病情急剧恶化。
郑洞国次日带卫士赶到漯河见高艺珍,高艺珍站在院子里,对来人说:向方犯罪,郑将军来此,想必奉命查抄,喏,这是我的全部财产,卫士连也集合在院子里,武器在桌上,请验收吧。
郑洞国连忙摆手,说明只是奉命护送,绝无查抄之意。
从此,高艺珍和孩子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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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四处为家
韩复榘一死,两个姨太太各奔前程。
二房纪甘青收拾行装,几乎在消息传出的同一时间就离开了;三房李玉卿随即改嫁,把她与韩复榘所生的儿子留在了韩家,自己走了。
高艺珍没有走,带着五个孩子,把这个已经散了架的家硬撑着往前走。
1938年到1939年,她带着孩子们辗转于武汉、西安之间。
旧政权之下,"韩复榘的家眷"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身份——既没有烈属待遇,也没有任何接济,既不是汉奸家属,却也没有正式的说法证明韩复榘的功过,就这样悬在中间,靠西北军旧部中还念旧情的人接济,有一顿没一顿地过日子。
原西北军将领闻承烈念及旧情,把她一家接到西安,暂时落了脚。
那段时间,她让几个孩子改了名,尽量低调,不在外头提父亲的名字。
次子韩子华在战乱中辗转流徙,先后到过西安、潼关、武汉,后来到了北平,考入中国大学读书。
在北平,他认识了父亲旧部谷良民的女儿谷一之,两人相识相恋。
谷良民是韩复榘生前结拜的兄弟,韩复榘出事之后,许多旧部避之唯恐不及,谷良民却没有退缩,仍旧信守生前约定,将女儿嫁给了韩子华。
1942年5月,韩子华与谷一之在北平成婚。
这一份情义,让高艺珍在那个到处是人情冷暖的年代,实实在在记住了另一种人心。
1942年,高艺珍在那个物价飞涨,粮食稀缺,各地流离失所的惨状像一堵墙一样的时期,把身上最后几件首饰一件一件摸出来,送进当铺换了钱,换了口粮,把几个孩子从那个冬天生生撑了过来。
她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哭,不是没有委屈,是怕孩子们看见了垮掉。
1943年前后,她带着孩子们落脚北平,在灯市西口富强胡同租了几间破屋,就此在北平扎了下来。
房子破得很,墙皮开裂,逢雨必漏,潮气常年往里渗,房东来催租的时候脸色从来难看。
高艺珍每次把钱数好递过去,一句多余的话不说。
外头对这家人的眼神,她也从来不理会——旧军阀的遗孀,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个字,她听得太多,早就不当一回事了。
北平那座院子,就在城里,绒线胡同,不远。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北平,日本人住了进去,就那么住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了大量日伪遗留财产,那处院子被列为"敌产"一并收入囊中。
高艺珍知道消息后,拿着地契去找国民党北平市政府讨说法,来回跑了几趟,对方翻了翻档案,回了那句让她半天无话可说的话:这房子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不是从你手里没收的,凭什么还给你?
这话说得很有逻辑,但一点道理都没有。
那处院子地契清楚,所有人是高艺珍,这是从来没有被任何程序合法没收过的私人财产,日本人强占是战时强占,国民政府"接收"只是把强占来的东西换了个主人,从来没有人去核查那底下还有没有原主。
高艺珍拿着地契,站在那个办公室里,半天没有动。
旧政权的意思很明白——韩复榘已经是个死人,死人的遗孀,在这里不值得讲道理。
就这样,她带着孩子们继续租屋,继续数日子过,这一过,又是几年。
1948年底,北平被人民解放军的铁圈越缩越紧,城里人心惶惶。
有人劝高艺珍跟着国民党去台湾,韩复榘当年的旧部里,也有人递来了船票,说一起走,共产党打进来了不一定好过。
高艺珍心里其实也在动摇——她不知道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一个旧军阀的家眷,那顶帽子是不是要永远扣下去,她说不准。
是次子韩子华的话,打定了全家人的主意。
韩子华对母亲说:父亲是被蒋介石诱杀的,我们凭什么跟着蒋介石走,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容不得商量。
1949年1月22日,国共双方在通县五里桥谈判达成协议,傅作义代表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1月31日,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按序入城,千年古城就此易帜,未见一处炮火。
高艺珍站在胡同口,看着那些穿土布军装的兵,看着他们裹棉衣睡街沿、进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样子,心里头有什么东西,悄悄地活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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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封陈情信,寄向未知的方向
高艺珍决定写信,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沉甸甸的勇气。
她是韩复榘的原配,一个在旧政权年代被枪毙的将官的遗孀,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韩复榘"三个字几乎就是"军阀"与"逃跑将军"的代名词。
韩子华后来在口述文字里说,外头流传的那些关于父亲的笑话,大多是假的,是当年的御用文人编造的,可那些东西已经烂进了人们的印象里,说不清,辩不明。
高艺珍在北平生活多年,低着头、少说话,靠的就是不惹眼、不出头,才换来一点平静的日子。
现在,她要开口了。
她把来龙去脉在信里写得清楚:那处绒线胡同的宅子,是张学良私下赠予韩复榘的,地契在她名下,来源清白,从来不曾经过任何没收程序;
抗战期间被日军强占,旧政府接收之后未予发还,这些年她一家人只能在外租屋度日,生活困顿,无以为继。
她还在信里提到,韩复榘在山东任内,曾在德州组织过抵抗日军的战斗,桑园夜袭、德州血战,部队伤亡沉重,不全是"不战而逃"四个字可以概括的。
信的结尾,她写了一句:举家无依,生活困顿,盼得旧宅,以慰故人之灵。
用的是平实的笔墨,没有太多情绪的铺陈,没有长篇大论的陈情,只是把事情说清楚,只是提出一个请求。
她是受过教育的人,她知道把事情写得干净利落比哭诉更有力量,也知道新政权眼下事务繁重,简短清楚才是正经。
信写好了,叠起来,封口,送到北平市敌产处理委员会。
送出去的那一刻,她没有太多的期待,更多是一种认了命的平静——开了口,尽了力,至于结果,听天由命。
她从1938年就学会了这种平静,也学会了在等待里把日子一天一天往前挪。
之后,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的日子里,生活照旧。
房东来催租,她照旧低头把钱递过去;次子韩子华去考华北大学,随后参了军,她面上平静,心里暗暗放不下;
长子韩嗣燮在病院里进进出出,这是她心里最深的隐痛;
胡同里的邻居们开始议论新政府的各种公告,她听着,不发表意见,只是在夜里一个人坐着,想着那封信,想着绒线胡同的院子,想着地契,想着这十一年。
那封信,辗转经过几道程序之后,最终落到了一个人的案头。
这个人,是当时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他在仔细看完信、交代相关部门核查清楚所有情况之后,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决定。
就在高艺珍以为还要再等很久的时候,有人来了,骑着摩托车,手里拿着一份盖了红章的批复文件。
高艺珍颤抖着手将文件慢慢展开,看到最上面那一行字的时候,她站在那里,愣了好半天,那个从没有在孩子面前落过泪的女人,当场泪崩,久久无法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