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医大师张灿玾 | 跨越四十年的新中国《甲乙经》

俗话说，一针二灸三用药，提到中医的纪录片，少不了针灸的内容，“纪录中医”大型系列纪录片第一季《千年国医》摄制组在2015年年末采访了《针灸甲乙经校注》的作者之一，国医大师张灿玾先生。

张灿玾，国医大师

• 《针灸甲乙经》和皇甫谧
  

皇甫谧（mì）（215年—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被誉为“针灸鼻祖”。

1964年，张灿玾与徐国仟等受命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北上天津、北京查阅各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有关著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先生深切体验到中医古籍整理（即文献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 研究《针灸甲乙经》的机缘
  

《甲乙经》这个事分两步走，第一步在1954年，那时候天津有个老先生，国家十年规划的时候，他提议把中医古籍整理也列到国家十年规划当中去。当时列了七本中医古书，有《素问》《灵枢》《针灸甲乙经》《脉经》《难经》等等，后来国家就接纳了他的建议。

其实我本来是搞方药的，跟着祖父、父亲学，看病的时候内外妇儿五官，什么病都看，直到现在也是看全科。那时候根据吕炳奎吕老建议，准备在全国铺开搞中医学院，但是缺乏师资，老先生一半都不会在课堂上讲课。我1958年到南京去进修一年，就是培养怎么样讲课、备课。那时候南京中医药大学还只是一个中医进修学校，我们八个人是省里推选到南京进修的，后来回山东，山东中医学院就办起来了，我们全留在学院当老师，这就从一个临床大夫过渡到大学里来当教师。

当时就安排了几个对针灸有研究的老先生，还有退下来的对中医学问方面权威性很高的老先生，来干这个事。但要求三个月要拿出一篇样稿来，给大伙一块来审阅，看看符不符合整理的要求，结果这些老先生看病都是好手，但到整理古书的时候就不得法。后来叫我和我们伤寒教研室的一个医生，去帮助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我从传染病医院调回来以后，就开始接触这个文献。

中医学在清朝时期，乾嘉学派兴起以后，从考据学的角度，一些经典著作都经过重新整理，不是过去那些老先生的观点了，是一种新的观念，是站在性的角度来整理医学。但是咱们过去中医界老先生们只是看病，没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清代乾嘉派都下功夫重新整理了，可是中医没有跟上，还是老观点来看中医哲学，从理论上也很难提高。

• 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指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着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
  

所以说，不管是研究哪一门学科，学习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没有顶峰。后人永远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向进，学问没有停止，谁也别给自己建立一个观点就是你没有学习的时间。所以得一辈子努力学习，一辈子进步。之前打下的基础，让我摸着点门道了。

文献学是研究中医古籍的基础

《甲乙经》很深奥，很难理解。文献是一个学科，你不懂文献根本入不了门，不知道从何着手，觉得很面生，难度很大。刚接触到的时候，对版本学、训诂学、音韵学、校雠学、辨伪学，一点都不懂，但是由于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就大量找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来看，方法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拼命的找这方面的书去看。

那么当时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模式来，想着就按照这个计划去搞吧。首先一定要把书的版本弄清楚，《甲乙经》现在有几种版本，得看一看，找一本做底本基础然后根据不同的版本，把里面的错字改过来，多余的字删除。

比如某字在这个语言环境里是怎么个讲法比较恰当，以及避讳字，历代皇帝名字的字后人都不能再用了，比如玄参，之前叫元参，唐代宋代的时候就改过，后来又改回来了，清朝的时候，康熙叫玄烨，这个玄字就又不能再用了。医书里也一样，里面只要有皇帝的名字，从先秦一直到满清时期，这么多皇帝有很多避讳的字不能用。现在不必跟过去一样不敢用了，再把它改过来，但是你得知道懂得这个避讳，有这个方面的知识才能识别。

宋代始祖名玄朗，故讳“玄”

还有一些字很难理解，是现在不常用的，就按照训诂学，用我们通行的语言把这句话解释出来。还有典故性的东西，这是根据什么什么典故，演化成这么一句话，这就是训诂学。要整理《甲乙经》，版本学、校勘学，这都要深度的具备的，当时我没有这么高的学问，经过两次做这个工作，大大的长了知识了，我懂得文献学了，也懂得版本学了。但是当时这个任务完成，“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一过过了十年，“文革”后这本书再拿出来再整理。之前写的是繁体字，现在都改成简化字了，那些经典著作简化字是不好写的，因为简化字就更难解释一些字义，增加了很多假借字。后来在之前做的内容上做了一些改动，有一段时间我在家养病，稿子给我看了，当时的几个老先生也都老了，不能上班了，就剩徐国仟领着一帮年轻人重新做，工作得很不理想。

• 三十年的准备等来了“春天”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卫生部终于又出要对这些中医古籍进行大批量的整理，以前只有七本，这回增加到十一本。当时这十一本书有《素问》分去天津中医学院郭霭春、《灵枢经》分去辽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难经》分给了上海中医学院金寿山和吴文鼎及凌耀星、《脉经》为广州中医学院沈炎南、《神农本草经》为中医研究院马继兴和谢海洲及安徽芜湖医学院尚志钧、《伤寒论》为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与刘渡舟、《金匮要略》为浙江中医学院何任、《中藏经》为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李聪甫、《针灸甲乙经》分给了我，一共是十一种。

我当时自己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甲乙经》的研究等着我什么时候不当院长的时候再收拾起来干。这是我第二次搞，因为我是学校的院长，院长说话做研究不好批判，所以有关学问方面的研讨会我一概不参加，我一去参加就要院长说话，院长不说话人家都不好意思，都是老朋友，觉得我现在地位变了。我自己也不带研究生了，也不参加研究生的答辩，就是为了避免嫌疑。所以这样子干了五年院长，到60岁，我坚决的把院长辞了，来完成国家的研究课题。

又休息了半年，等到身体完全恢复，集中去看。但是没有按照我理想的样子完成，所以大改了一遍，重审了一遍，最后这个稿子还不错，1989年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社就一版一版的出，我估计这个书印了几万了。

但回过头来看，如果我70岁的时候再编，还能再提高一步，我又看出好多问题，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后来我又看了音韵学方面的书，好多的内容都是押韵的，但是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很多的都颠倒了，因为这都是古韵，都是汉代的读音，甚至汉以前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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