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提督之死:“抗倭”名将朱纨的悲剧

鱼米之乡来的典型精英

位于苏州石刻上的朱纨形象

1494年，朱纨出生在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苏州。不是大明王朝宗室的他，家世也并不显赫。不过，能在当时生活在苏州这样的优越地区，可以说是相当幸福的事情。随着唐宋时代，长江流域经济的迅猛发展，江南几乎成为了每一个王朝都需要重点掌控的宝地。因而自明王朝立国以来，苏州当地的赋税就变得日益沉重。幸好除了较为丰厚的粮食产量之外，苏州的各类手工业的发展也比较迅速，这其中就有后来全国文明的丝织业。所以，虽然赋税沉重，苏州依然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庶地区。

朱纨出生前两年的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刚刚受西班牙王室委托，横渡大西洋，发现了后来盛产银矿的美洲大陆。但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明王朝上下对此事一无所知。整个帝国的运作都建立在农业与部分简单手工业的基础上，对外贸易这样的经济活动被严格限制起来。

朱纨四岁那年，在欧洲以航海而闻名的葡萄牙人横渡印度洋，抵达了今天的印度西海岸，从而打通了一条从欧洲直达印度-南洋地区的新贸易线路。此事依然不为以世界中心帝国自居的明王朝所了解。包括朱纨在内的绝大部分读书人而言，熟读儒学经典，通过科举考试为官是他们唯一的人生路径与追求。至于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了解的必要。江南自古盛产文人雅士，较为充足的物质基础让这些地方的读书人比同时代其他地区的竞争者们更容易获得成功。这不仅迫使明朝当局在考试录取问题上对北方网开一面，更让朱纨这样的年轻人早早的就坚定了自己的伟大志向。

1521年，学有所成的朱纨成功考取了进士，他本人的仕途生涯正式拉开帷幕。考取功名让他从国家精英层的庞大预备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帝国权利结构中的一份子。自从之后，这位青年才俊从河北与贵州的地方官做起，在复杂的大明官场内混的如鱼得水，被调回江南，出任帝国第二首都南京的刑部员外郎。随后又在1536年外调至四川，出任兵备副使，帮助副总兵何卿镇压了当地的叛乱。一直到此时，作风正派且能力出众的朱纨都表现的非常出色，仕途顺风顺水，可谓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生赢家。

达伽马第一次抵达印度的小型船队

也是在1521年，地理上的遥远等因素再也无法阻拦欧洲人航海与探索的步伐。已经闯入明王朝构建的朝贡国际体系圈的葡萄牙人索性从马六甲出发，抵达了中国海岸。这样的近距离接触，带来的是文化与体制上的巨大差异。随即，鸡同鸭讲的两国先后爆发了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有意开通与明王朝直接贸易的葡萄牙人铩羽而归，首任驻华大使死于广州的牢中。这一系列冲突也让明朝官方对于这些新来的西方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一年高中进士的朱纨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系列发生在东南海疆的冲突事变，竟在几十年后直接决定了自己的宦海沉浮。

异军突起的东亚航运中心---双屿

对于明王朝而言，1521年到1522年代中葡冲突只是其对外交往史中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对于远在欧洲的葡萄牙官方而言，这也意味着打开中国市场的因难度过大而不得不无限期搁置。但双方都无法阻止已经在实际上被打通的海上贸易路线就此停歇。

由于明王朝的建立者一直过于偏执的恪守农本思想，对于包括海上贸易在内的诸多经济活动总是多加限制。王朝建立之初，一些原本就以江南为基地的对手纷纷将根据地转移至海上。这也促使了明朝政府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严格海禁制度。这一制度在此后的几代统治者手里偶有松动，但最终依然避免不了沿海居民严禁出海，滨海村落悉数内迁的结局。但这样不合情理的机械制度终究无法消除沿海地区对于海上贸易这一必要活动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势力与本地官宦集团协商，一同组织非法的贸易船队到海外进行贸易，并在非朝廷指定的朝贡期内，接纳海外来的商船进行贸易活动。

1521年，葡萄牙人的突然闯入让上至明朝中央朝廷，下至地方大员在内的各方势力都有些措手不及。作为最直接的回应，明朝中央一度尝试让葡萄牙人成为自己所经营的朝贡体系的一部分。而地方利益集团则希望将葡萄牙人赶出沿海地区，以免危及自己的贸易垄断收入。因而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经常遭到广东沿海的地方军与民团的联手围攻。虽然他们在武器和战斗力上总是稍占上风，却依然抵不过围攻者的的数量优势以及高昂的作战热情。

但葡萄牙人的到来却也使得中央开始意识到地方上的灰色贸易问题，对地方沿海加强了管控。加之地方军往往利用这样的机会顺手抢夺南洋其他国家来华的商船，杀害船员，使得广东沿海的航海贸易一下子极度萎缩。在一内一外的因素促使下，沿海海运贸易开始向北转移据点，发展到了福建漳州的月港。由于福建在明代之前一直是对外海上贸易的重要窗口之一，却在明代被剥夺了这一重要的经济来源。葡萄牙人的北上以及原本大量在广东沿海活动的华人海商纷纷选择这里为新的交易据点，并受到了苦于海禁的福建当地人欢迎。福建本地的民间海商随即与新来者合流。但月港远远不是这种带有全球化背景的商业活动发展的尽头。

1526年，在福建海商的引导下，葡萄牙人开始频繁来到了浙江舟山群岛中的双屿港进行贸易。这一行为无形中居然将原本的马六甲--福建贸易路线与北方的浙江--琉球--日本贸易路线联通。双屿位于舟山群岛中第三大岛六横岛西北部，一直都是浙江地区沿海海运的必经之地。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从这里经过。然而由于明朝一直以来执行严酷的海禁政策，使得岛上的军用和民用设施全部废弃。这些贴近大陆海岸线的无主之岛慢慢就成为了沿海走私贸易的理想之地。相比物资较为贫瘠的福建与广东，地处江南宝地的浙江有着非常高的产出。因而当地人对于贸易的需求丝毫不弱于那些有着浓厚海上贸易传统的地方。觉得有机可图的福建海商便利用这点，最早开发了双屿港。同时，从日本来的朝贡船一般也多在浙江沿海的宁波等地靠岸，离开舟山群岛非常近，这也让日本和琉球方向来的贸易船队开始向双屿靠拢。1526年开始，葡萄牙人的到来将当地贸易正式与南洋地区连接，双屿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

今天的的浙江舟山六横岛

明朝地方上一直对于这类经济活动网开一面，不少地方上的商人与大族也往往参与海上贸易，或是雇人代为进行。因而双屿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稳步发展。从朱纨的家乡苏州等地盛产的生丝是这条贸易线路上非常受欢迎的商品。从南洋赶来的葡萄牙人则将香料等南洋特产带入浙江。也是通过这里，他们第一次登陆日本的种子岛，将革命性的武器火绳枪传入日本。恰逢日本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银矿，于是葡萄牙人又将在日本价格较为低廉的白银带到双屿，用于进口中国货物。对于自古以来就缺乏足够贵重金属进行经济活动的中国而言，日本来的稳定白银收入，也成为了激活经济发展的重要外因之一。双屿港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与作用与之后几百年里的澳门、香港，基本一致。无主之地的现状不仅让大陆来的商贾避开海禁，也让逐渐增多的日本人、葡萄牙人不需要向自己国家的政府交税，双屿港因此一发不可收拾，到1540年之后，已经形成了华人、葡人、日本人等不同地区来客的常驻社区。

明代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生丝

也正是因为双屿港的举足轻重，依靠这里发家致富的海上集团开始进行整合。后来大名鼎鼎的汪直粉墨登场，成为了舟山群岛，乃至整个浙江沿海的海商集团领袖。这位作风精明而口碑甚好的海商王者，年轻时候就曾经与人合伙，私自造船出海，远航至暹罗与南洋，一直把生意做到了日本。手下不仅有大量中国人，也雇佣有相关经验的日本人给自己打工。由于对自己的部下控制严格，汪直很难被今天的人认定为是一个单纯的海盗。相反，他的海商集团比远在的北京的大明朝廷更加需要沿海秩序的稳定。因而，汪直在发展贸易的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原先可能入侵浙江海岸的海盗。虽然明朝官方屡次想对这些近在咫尺的化外之民大开杀戒，汪直却一直对朝廷方面非常恭敬，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成果与朝廷达成某种程度的协定。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也几次帮助明朝水师对付一些沿海的其他集团的海贼。

雷厉风行的酷吏

对于北京的明朝朝廷而言，繁荣的双屿港和汪直的海商集团都是非常讨厌的存在。以儒家为正统思维的中央王朝，并不会以单纯的经济收益高低来评判某项事业的利与弊。相反，只有符合传统王朝模式下的生产活动，可以做到随时为中央直接掌控，才是思考问题的关键。海禁政策的思维源头与逻辑起点就是如此。相对于可以精确丈量的地产，可以控制产量的矿藏，可以监控到位的盐业，海运在税收与控制上都有着太多的不便。活跃的商业环境也势必打破自立朝以来就强制推行的土地制度，不利于将农民严格限制在自己所在的土地上。

所以，汪直等人眼里收益可观的海上贸易，难以入得明王朝统治者的法眼。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明王朝有着一套异常完整而复杂的官僚掌控体系，帮助统治者完成对于资源的汲取与控制。当然，代价就是朝廷需要为这个系统支付昂贵的运营费用。

在地方上，中央王朝的严格控制就受到了现实需求的削弱。民间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商业活动的有效支持，也仰仗于活跃的货币经济保驾护航。明朝开始，较之前更高的税收也迫使地方上需要更多灵活的经营手段，来发展产业与财富。这也是上至地方大族，下到黎民百姓都会热衷于海上贸易的原因。主管这些地区的地方官，不仅要满足中央对于税收的指标，也出于分一杯羹的渴望，纷纷支持这种灰色地带的贸易活动，甚至可能直接参与其中。由于不少地方大族的家族成员都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为官，这也让默许海上贸易的思维在中央朝廷中占有一定的影响力。朝廷若要对双屿港和王直痛下杀手，还需要某些契机。

这些瓷器印证着双屿港昔日的繁华

这样的契机很快因为一场由商业纠纷引起的恶性事件而变得顺理成章。1547年，因浙江余姚的大族谢氏屡次拖欠了海商们进口商品的货款，并扬言报官。双屿港的海商们纠集了一群党徒与葡萄人在夜里找上门，酿成一桩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这起恶性事件被地方官以倭寇来袭之名报往中央，时年53岁的朱纨便从右副都御史的任上被调往地方，提督闽浙海防军务。这个任命的含义不言而喻，明朝中央希望借此对浙江沿海的海上私人贸易进行集中打击。

今人制作的双屿港场景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正统模式下的优秀官吏，朱纨的到任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同三个世纪后的林则徐一样，朱纨到任不久就对当地较为复杂的人际情况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即地方百姓与官吏与双屿港的海商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饱读史书的朱纨也明白，沿海自古就是海商走私贸易的重灾区，不采取严酷手段，能以在短期内立竿见影。随即，他在浙江沿海实施了保甲法，鼓励沿海百姓相互监督，如有人与海商集团联系密切，就以连坐之法一同惩处。同时，收缴民间私自打造的大型船舶，并提出可以按照一定的价格给予补偿。逾期不交者，则以重罪处置。这样不仅可以断绝沿海居民与双屿港方面的联系，也可以将收缴的船舶用于加强地方水师力量。

不过，仅仅做到这些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朱纨又决定直接出兵，攻打双屿港。为了不让消息走漏，达到突袭效果，他不用浙江水师作为剿杀主力，从福建地区调来了指派都司卢镗与1000多名福建水师，配合从远离沿海的浙西丽水征调的1000民兵一同行动。

1548年，经过一年多准备的朱纨正式下达了出兵双屿港的命令。2000明军从事先集结地海门卫下海，授命发动突袭，在九山洋击溃了赶来阻挡的海商武装。汪直的主要部下之一许栋被俘。随后他们又成功击溃了另一名汪直部下李光头带来的武装，将他活捉。次日，明军已经将双屿港团团包围，这时候正好赶上天气突变，狂风大作，双方都无法进一步行动。自知已经无力回天的海商们在隔天早上组织突围，在一片混乱中损失了几百号人。明军又趁势抓获了一批海商集团的头面人物。随后大军登陆已经被抛弃的双屿港，将港口内残留的船只和房屋全部焚毁。

朱纨本想让福建水师部队继续镇守双屿港，防止海商集团卷土重来。但是福建人以当地地势险要，又孤悬大陆为理由，拒绝停留。朱纨本人又对浙江籍部队不放心，索性下令士兵用木头和石块阻塞填埋港口。于是一度是亚洲东部最繁华的国际型自由港---双屿港就这样被活生生的摧毁，之后再也无法恢复夕日的辉煌。朱纨则为自己的履历上又增添了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丝毫不弱于300年后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

兔未死狗已哼

然而当朱纨成功的剿灭双屿港后，突围出去的汪直依然在附近海面活动，甚至吸引了不能按时领取军饷的福建水师部队敢去投奔。就和虎门销烟后的林则徐随即遇到一系列问题一样，朱纨的成功也严重损害了地方集团的利益。自小以儒学经典为人生指南的他不是看不到地方上各自经济需求，但早已牢固在心的传统观念让他难以在这个事情上与地方集团轻易妥协。这样一位得力干将，很快就与浙江、福建两地的地方势力全部翻脸。在这点上，朱纨相比日后的林则徐来说更加麻烦。

1549年，也就是突袭双屿岛的第二年。在朝廷法令未到的情况下，朱纨为防止夜长梦多，也为了震慑地方势力，自己下令将在双屿岛俘获的大小海商集团成员96人，全部斩杀。地方上对这位封疆大吏怨声载道的地方大族们很快就利用自身在中央朝廷的影响力来对他施压。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在地方上擅自杀伐。加之之前，朝廷上多位大臣先后对其发难，明朝中央终于下令将朱纨革职。为防止地方集团进一步对他进行报复和清算，朱纨愤而在家服毒自杀。以自己的生命保全了自己的名节，保全了自己心中的最高理想。三个世纪后被清朝中央揪出来为鸦片战争失败负责的林则徐都没有如此惨淡的下场。明代官场的血腥与冲突，可见一斑。

然而愤而自裁的朱纨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问题。他的成功与胜利，并不能为大明王朝带来一个安定和谐的沿海环境。相反，因为他这种粗暴的处理问题方式，原本在浙江一带已经鲜有机会与市场进行打劫的倭寇们，又突然开始死灰复燃。汪直的队伍此后一直在浙江到日本海门活动，成为尾大不掉的心腹之患。而这些倭寇们之所以能顽强的生存下来，全仰仗于沿海各地对于贸易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刚性需求，不是靠一些机械的强制手段就能革除的。但这些今人看来非常简单易懂的问题在朱纨这样的传统精英眼里，依然是难以接受的。往后，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直接打交道的林则徐同样也在面临同样的困扰。

明代倭寇活动范围

作为一个朝廷命官，朱纨的能力、人品、作风基本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他的不幸在于站在旧时代的立场上，对抗一种不可抗拒的新趋势。这种趋势早前就有，但还比较薄弱。然而当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将世界各地的距离史无前例的拉近之后，这个趋势就愈发强势。朱纨尽心尽力，最后却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官场上，中央与地方矛盾对抗的牺牲品。中央的集中管控与地方上的实际需求往往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冲突，如何有效管理，且做到合乎实情，一直是苦恼古人的问题。这样的利益冲突也伴随着官场上下之间的腐败与欺骗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屡屡上演。明王朝所处的时代正好是这一裂痕被现实因素拉大的时期，朱纨原本非常成功的人生，也因此在达到最高峰后被撕得粉碎。

倭寇打劫

之后的历史发展或许会让朱纨更加不愿意看到。明朝官方接着与沿海地区的海商集团斗智斗勇，先后造就了新一代的封疆大吏胡宗宪以及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但倭寇问题却始终没有伴随着他们的努力与胜利而得到根本上的缓和，沿海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明朝中央自身的财政状况也是每况愈下，甚至不能按时发放给那些守卫海疆的军士们的粮饷。

在双屿港遭到打击的葡萄牙人回到广东沿海，在朱纨自杀后的第四年就取得了澳门岛的实际居住权。再过了十多年，终于认清形势的明朝中央开发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作为国家认可的海洋贸易港口。从此，不仅有大量白银收入到了大明王朝的府库之中，一度凶险的倭寇之乱，也自然而然的趋于平静。朱纨若是有幸看到这些，不知道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