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急切需要使用战俘劳工”——日军大规模使用白人战俘劳工暴行）
美国战俘斯拉维的证词
美国战俘斯拉维在日本福冈的三池煤矿充当奴隶劳工，这段生活对他影响极大，严重危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以下是他在接受本书作者、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专访当中的回忆。
他所在的大牟田战俘营是三井公司建造的。营房是轻薄的木制临时工房，没有任何暖气设施，每天只供暖一小时，在这一小时结束之后，三井公司的雇员将走遍长长的临时工房，走近小煤炉，打开炉门，用小铲子取走剩下的红火的煤，——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夜也是如此。工房里爬满了跳蚤、虱子和其他的寄生虫，战俘们睡在直接铺在地上的席子上，七个人一个房间。薄毯上各种寄生虫频繁出没。
战俘营中最怪异的方面是管理他们的看守。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从中国占领区回来的，参加南京大屠杀的老兵。这些看守都有歇斯底里症，前一分钟他们还在看守的营房里待得好好地，后一分钟就可能冲过来无缘无故地对战俘拳打脚踢。
他们的工作是在三池煤矿挖煤。一旦工作开始之后，战俘们就处于三井雇员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们每天早上来到临时工房，押送战俘下到矿井中去，命令战俘们完成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采煤的定额。如果一个战俘在工作时受伤了，他就会受到监工的无情殴打。最凶暴的打手是三井公司掌管炸药的监工，他被战俘们称为“炸药人”。因为他的脾气很火爆。后来“炸药人”死于煤矿中的一次事故，他被传送机的皮带缠住，最后粉身碎骨。这对很多战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战俘们发现三井公司打开了已经被封闭许久的隧道，并且命令战俘进入这些二十年来第一次进入的隧道。战俘们感到恐惧。有些时候隧道顶是那么低，战俘不得不把肚子贴在地面像蛇那样爬行，他们在矿井里除了遮羞布之外什么也不穿。日本人给他们每人一个小小的橡胶套子，在上面装着一盏小小的电池灯，这就是他们的矿工帽。日本人发给战俘们的胶鞋在脚趾处是裂开的，当胶鞋穿坏时，日本人也不发新鞋，很多战俘只能在矿井里被强制光着脚干活。
1944年9月，矿井天篷砸到斯拉维身上后，在三井公司老雇员的许可下，他得以在没有人护理的获得休息的机会。他伤了四根肋骨，后骨盆碎裂，背部下方的两块脊椎骨碎裂。在战俘中的两个医护兵的照顾下，他渐渐地康复了，不过日本人要求他立即回到矿井中工作。
在那次塌方之前，斯拉维刚挨了日本看守的一顿狠揍。因为他出工稍微迟了一点，日本看守就把他和另一个战俘带到警卫室，用一根横截面为2英寸乘2英寸，长为6英尺的棍子猛击我们的臀部。他每打三下就做出一个击打棒球的动作，棍子落到斯拉维和同伴屁股上的时候，他们疼得直叫，他们叫一声，看守就再打他们一下。他们的屁股肿得三个星期不能坐下来。
在三池煤矿，战俘们要经常在水里工作，有时水齐脚踝，有时甚至齐腰。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之上，有时达到14个小时。战俘们对由于受伤而死的恐惧是经常存在的，对饥饿的恐惧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战俘们越来越虚弱。1943年到1944年的大牟田的第17战俘营提供的食物是80%的米和20%的搀入物的混合物。每个出去工作的男人的摄入的热量，是597卡路里，被关在宿舍里的男人摄入的热量只有469卡路里，而在战俘“医院”中的男性摄入的热量只有341卡路里。在1945年，战俘们的食物配给变成了60%的米和40%的掺入物。去工作的男性摄入的热量已经低于500卡路里，在宿舍的男性摄入的热量是408卡路里，病重得无法工作的男性只有153卡路里。战俘们的平均体重下降了70到100磅。
美军战俘杰克布森对三池煤矿的回忆
杰尼·萨缪尔·杰克布森是美国二战初期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远东空军第二十中队的后勤军官。他和斯拉维一同在三池煤矿中充当奴隶劳工，以下是杰克布森在自己的回忆录《We Refuse To Die》（《我们拒绝去死》，尚无中文版）中的回忆：
很多战俘都有营养不良。日本人基本上不给战俘肉吃，给的也是肮脏的狗肉和腐烂的鲸鱼肉。杰克布森对那次吃鲸鱼肉印象深刻。日本人给的鲸鱼肉臭不可闻，而且难以下咽，因为日本人拿来的是鲸鱼身上最难消化的部位。集中营食堂怕有些战俘不肯吃，就把肉剁碎了，混在米饭了煮了。没办法，大家只能闭着眼睛吞下去了，米饭也变得臭臭的。我实在受不了，偷偷地把米饭扔了，虽然他很想吃肉。最后证明他是对的，由于肉是坏的，很多人都食物中毒了。虽然没有一个人为此丧命，不过，病情实在很严重，简直生不如死。为此，日本人给战俘放了两天假，因为能动换的战俘照不出几个来了。我因祸得福，竟然得到了两天休息时间。
由于食物匮乏、住房简陋、体力透支，再加上日本人的虐待，绝大多数战俘都被疾病困扰。在冬季来临的时候，日本看守故意在点名的时候，让战俘在冰天雪地里站上几个小时。他们为这样折磨战俘，感到心情舒畅。可是对缺少衣物的战俘来说，却是无比悲惨。很多人被冻出冻疮，很多人被冻出感冒。这两种结果都很恐怖，冻疮很难愈合，会因为恶劣的卫生环境引发溃疡；感冒更严重，因为日本人不提供任何医药，直接后果就是会变成肺炎。肺炎是寒冬腊月对于战俘来说的头号杀手。
除此以外，他们很多人身上长起了疔疮。这个比溃疡还要恐怖。有一次杰克布森的右腿上长了三个，整个右腿全都肿了，走路困难，疼痛不已，疔疮很难结痂。我忍了很久，毫无办法，最后找了营地里的一个澳大利亚军医，军医给他进行了手术。我每当想起来当时的场景都觉得恶心。军医用手术刀把他的烂肉生生割开，疼得杰克布森受不了。随后的举动，让他更疼，军医用刀把脓包挑开，很疼。两个脓包里的脓水喷溅了出来，在脓水喷溅的瞬间，我顷刻间觉得右腿松快了。集中营里是没有麻药的，动手术的时候只能忍，美军的马梅罗少校有一把医用钳子，大家都找他拔出病牙。每次动手前，马梅罗少校都会和患者说一句：“让我们一起祈祷吧，祈祷你的牙齿不要断掉！”
由于澳大利亚军医觉得第三个脓包，还没有“熟透”，就暂时没有处理，第三个疔疮又困扰了杰克布森很长时间，不过到最后，他的免疫力起了作用，三个疔疮都收了口，结了痂。
与我同屋的一个战俘相当相当悲惨了。他身上长了50多个脓包，几乎全身都在溃烂，可是日本人还是强迫他下井工作。在某些军医看来，他身上都某些脓包已经不是疔疮了，已经发展成了痈疽了——有些创面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里面有三到四个病核，只有把这些核心部分去掉，无论是挤出来，还是挖出来，溃烂才会止住。这个兄弟被日本人活活摧残致死。
美国战俘列斯特·坦尼的回忆
美国战俘劳工的领袖列斯特·坦尼教授也在三池煤矿劳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中文版《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对三池煤矿的监工对他的惩罚有详细的刻画。这些战俘在日本的工矿企业中冒着生命危险拼命工作，得不到温饱，却时刻面临着被“巴鲁苏”的危险：
我们在矿井工作，除了随时提防事故，还得时刻提防日本人的“巴苏鲁”（惩罚）。如果他们食品短缺，如果美国人轰炸了一座日本城市，他们会打我们；他们有挫败感，想发泄怨气，也会随时暴打我们。只要他们突然勃然大怒变得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我们就知道他们又吃了大败仗。他们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能感觉到胜利的接近。
有一次，一个日本矿工带了份当天的报纸到矿井里。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张整版照片，以好莱坞为背景，4个日本兵搂着著名影星丽塔·哈瓦斯和吉格·罗杰斯，标题上写着：“好莱坞的美人儿在洛杉矶招待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我忍不住笑了笑，他对着我的脸就是一煤铲。他愤怒地告诉我，日本的报纸说的都是事实，不许我们嘲笑和怀疑。
这种随时随地地毒打，在1944年冬天以后变得司空见惯。美国军队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本食物短缺，日本人对我们的痛恨也与日剧增。除了拳打脚踢，他们还用上了铁铲、铁镐以及铁链。我在一个月内，被突然飞来的铁链击中3次。第1次，铁链击中了我的后背。第2和第3次，我在几分钟内连续两次被铁链击中。一个日本矿工飞掷过来的铁链结结实实击中我的胸部，把我撞出了20英尺远。随后另一个日本人飞掷出的铁链迎面击中我的脸部，顿时一阵剧痛袭来，以至于我都感觉不到胸部的疼痛了。我的脸颊部位被深深地划开，眉毛上面的皮肤都裂开了，鼻子再一次血肉模糊；下巴部位鲜血喷涌而出。
当休利特医生在战俘营为我治疗，我的左肩骨骼突然发出“咔”的声音，我的左肩胛骨破裂了。医生用一根吊带紧紧地将我的左臂吊在胸前。但日本人没有让我休息，因为“一只手动不了，但你仍然可以用剩下的一只手臂铲煤。”
一天我正在矿区里工作，一个日本矿工看到我心不在焉地挖煤，顿时狂暴不已。他飞奔过来，用日本话朝我吼，说我杀了他的父亲。他抡起铁镐，猛地敲在了我的脑袋上。幸运的是，击中我的是铁镐较宽平的那头，而不是尖的那头。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不省人事，5分钟后才苏醒过来。
超强的劳动强度和恐怖的精神压迫，让我们组里的一个兄弟发了疯。日本人认为他在装疯，就把他拖到操场上，三四个日本兵用木棍、石头和枪托打他，一连打了两个小时。他们直到打累了才停手，那位兄弟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在操场上。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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