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数次搬迁
自从1923年7月迁回上海后，中共中央在一段时期内暂时稳定下来，并成功地在上海领导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但党内对中央驻地的问题仍存在着不同认识。1926年2月10日，蔡和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提到：“中央还有一个中央所在地的问题。现在中央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可上海不是政治中心，北京和广州才是政治中心。因此，中央不能很好地领导同中国的政治局势有关的工作。这就使一些同志纷纷提出建议，要求把中央迁移到广州。最后作出决定，中央仍应留在上海。但这很不方便，因为中央不可能及时迅速地收到详细的政治情报……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地讨论，否则中央就不能起到领导的作用。”恰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把中共中央驻地问题凸显出来。1925年底，陈独秀突然生病住院，与中央失去联系，形势十分危急。为了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同时商议陈独秀失踪后的对策，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仲甫同志因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对付。”但会议刚刚召开，陈独秀便由沪来电，表示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这场危机总算是有惊无险。
不过，这次特别会议还是就中央驻地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认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中央须在何地才能执行党目前这一重要的职任。”并指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A.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B.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C.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惟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万一不幸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会议同时表示：“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一决定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1926年3月初，联共(布)中央书记布勃诺夫率团访华途经上海时，曾专门询问陈独秀为何坚持把中共中央驻地设在上海。当时，陈独秀说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上海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讯联络设备。所以，他不同意迁往广州。实际上，他之所以坚守上海，或许还与其1923年在广州与国民党合作的那段不愉快经历有关。
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明显引起苏俄代表鲍罗廷的不满。张国焘后来曾说：“鲍罗廷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但张国焘明确告诉鲍罗廷：“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摩擦。”
而鲍罗廷对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到1927年10月他回到苏联后还旧事重提，将之视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一直设在上海的法租界。在这个租界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生活。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因此，运动向全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广州没有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方面的应有指导。”
鉴于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于1927年初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因此，实际上是由广州地区党委(尽管广州地区党委和党中央的政治分歧很大)来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中央应直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因此，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这在组织上才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办不到，党中央应派出十分权威的专门代表团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因此，应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关键性的战区，而广州政府的南方战线现在就是这样的战区。”字里行间虽不乏回旋余地，但共产国际倾向于将中共中央迁至广州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其目的即在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
然而正在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推进，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于1926年底宣布北迁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便于就近领导两湖工农运动，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陆续搬迁至武汉，并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时隔不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分共，由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酝酿从武汉撤离。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迁回上海。（卢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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