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驻地曾几度变迁，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之间迁徙往还。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档案来看，这种移动布局既是共产国际幕后决策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有着密切关联。
1920年至1922年，从上海到北京，一度欲迁广州
共产国际很早就把上海看做远东革命的中心。1920年5月，刚成立一年的共产国际便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由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担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下设三个分部，即中国分部、朝鲜分部和日本分部。中国分部又称上海革命局，由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派遣来华的维经斯基负责，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共产国际之所以选定在上海设立东亚书记处，首先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华洋杂处的租界，从国外派去的人员比较容易在那里出入活动。上海还具有特殊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便于与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譬如当时有大批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上海又是中国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被共产国际视为最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发动中国革命的城市。
此外，上海还是近代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新中国》等。”10月5日，受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也报告：“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他还说：“在上海的中国学生中心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支持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是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对北方政府的威胁，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
同样也是缘于以上这些因素，上海成为中共中央的首选驻地。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后成立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共中央局即驻上海。
但由于共产国际此时出于苏俄安全的考虑，希望中国革命能在帝国主义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而它同时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估计过低，甚至将其视做“早产儿”，认为“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因此力求使之与广州的国民党合作。1922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表示允许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广州逐渐取代上海，成为共产国际眼中的中国革命策源地。
1922年4月6日，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拉狄克的信中提议：“前几天，达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来到我这里，讨论因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我们决定把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5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也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详细汇报：“远东书记处认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这里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但是，“中国目前的形势把对我们小组工作的组织改革问题提到了首位。这次改革可归结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这样做有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接着，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广州党组织还很薄弱，“正因为如此，需要从北方派一些能力强的同志到广州工作。在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和整个工作重心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
作为国共合作的幕后推手，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返回莫斯科后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在上海，我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总之，“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因此，“我还向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建议把驻地移往广州，在那里至少可以公开工作”。他还建议共产国际“以办事处的形式，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因为“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3个国家(中国、朝鲜、日本——引者注)联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国海员散发那里出版的书籍、文献也不困难”。
在听取马林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共中央发出指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指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似乎表明，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已是一件板上钉钉、不可逆转的事了。
但正在此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8月，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州赴上海。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维经斯基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
到1922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查封，总部迁到北京。而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则在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高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下有所发展。10月，开滦五矿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声势一度十分浩大。南北局势的这种易位使马林意识到：“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上海局势不稳。”11月7日，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也告诉马林：中共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以利于领导罢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在11月底将驻地迁往北京。
1923年三易其址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面具，于2月7日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进行武力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与此同时，他还下令通缉在北京的陈独秀、马林等人，北方的革命形势迅速恶化。2月15日，马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二七罢工问题，认为北京政府压迫加剧，中央局应迁往上海。这一动议随即被付诸实施，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局迁回上海。
恰在此时，南方的形势却峰回路转。1923年初，陈炯明势力被逐出广州，孙中山由沪返粤，重振旗鼓，广东的形势逐步好转，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这又促使一向主张国共合作的马林产生将中共中央驻地移到广州的想法，并提议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多年后，他解释说：“在北方……国民党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国民党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领导人，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因此，“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对马林的这项建议，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的维经斯基并不赞成。3月8日，他写信给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说：中国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并没有消沉，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可能遍及华中和华北的新的大罢工”，因此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他还说：“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然而，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可以丢掉一些东西的条件了，他的声望在工人群众的眼里是完全清白的。当然，应当利用在南方合法工作的机会，但不应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搬到那里，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那里去。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这说明维经斯基对马林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是有不同意见的，而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和独立自主，所以反对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
3月9日，维经斯基又在答复马林的信中指出：“接奉来函、来电，获悉最新消息。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你处于更合适的地位，知道在罢工之后最宜做什么事。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据中国报端揭载的内容，显然目前仍笼罩着罢工的气氛，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罢工的区域，很难设想你将如何从广州给予指导和安排联络。”这封信虽未明确驳回马林的建议，但其中流露出来的不同意见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维经斯基的这些意见或许并未及时传达给中共中央。他们采纳了马林的建议，于4月底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5月22日，一个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报告：“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也回顾：二大后，“当上海的迫害更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他还表示：“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按照马林的设想，中共中央迁到广州后应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好景不长，国共合作很快出现波折。鉴于国民党沉迷于军事计划和热衷于在军阀政客间周旋，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以孙铎的笔名发表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他又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一文继续批评国民党。7月11日，陈独秀也在《向导》发文抨击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他还严厉质问道：“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在此期间，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等中共党人还曾写信劝说孙中山：“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
显而易见，陈独秀等人的这些言论极易引起孙中山的不满。他当着马林的面激动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目睹如此情形，马林也不得不承认：孙中山并“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
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针对孙中山单搞军事计划、忽视政治宣传工作的状况，认为中央局“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应当转到北方“进行召开国民会议”宣传工作等活动，并计划在上海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和劳动大会，因此决定中央局“将于近日启程”迁往上海。15日，马林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中央委员会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未来几天内就启程赴上海，他们想在北方通过新的地方组织去推动国民党的现代化。”20日，他又写信给越飞等人说：“一周之内，我党中央委员会将全部离穗赴沪。陈独秀也要走。我们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就这样， 3个月后，中共中央又从广州迁回上海。
1924年至1927年数次搬迁
自从1923年7月迁回上海后，中共中央在一段时期内暂时稳定下来，并成功地在上海领导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但党内对中央驻地的问题仍存在着不同认识。1926年2月10日，蔡和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提到：“中央还有一个中央所在地的问题。现在中央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可上海不是政治中心，北京和广州才是政治中心。因此，中央不能很好地领导同中国的政治局势有关的工作。这就使一些同志纷纷提出建议，要求把中央迁移到广州。最后作出决定，中央仍应留在上海。但这很不方便，因为中央不可能及时迅速地收到详细的政治情报……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地讨论，否则中央就不能起到领导的作用。”恰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把中共中央驻地问题凸显出来。1925年底，陈独秀突然生病住院，与中央失去联系，形势十分危急。为了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同时商议陈独秀失踪后的对策，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仲甫同志因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对付。”但会议刚刚召开，陈独秀便由沪来电，表示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这场危机总算是有惊无险。
不过，这次特别会议还是就中央驻地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认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中央须在何地才能执行党目前这一重要的职任。”并指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A.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B.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C.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惟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万一不幸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会议同时表示：“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一决定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1926年3月初，联共(布)中央书记布勃诺夫率团访华途经上海时，曾专门询问陈独秀为何坚持把中共中央驻地设在上海。当时，陈独秀说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上海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讯联络设备。所以，他不同意迁往广州。实际上，他之所以坚守上海，或许还与其1923年在广州与国民党合作的那段不愉快经历有关。
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明显引起苏俄代表鲍罗廷的不满。张国焘后来曾说：“鲍罗廷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但张国焘明确告诉鲍罗廷：“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摩擦。”
而鲍罗廷对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到1927年10月他回到苏联后还旧事重提，将之视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一直设在上海的法租界。在这个租界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生活。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因此，运动向全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广州没有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方面的应有指导。”
鉴于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于1927年初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因此，实际上是由广州地区党委(尽管广州地区党委和党中央的政治分歧很大)来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中央应直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因此，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这在组织上才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办不到，党中央应派出十分权威的专门代表团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因此，应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关键性的战区，而广州政府的南方战线现在就是这样的战区。”字里行间虽不乏回旋余地，但共产国际倾向于将中共中央迁至广州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其目的即在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
然而正在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推进，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于1926年底宣布北迁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便于就近领导两湖工农运动，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陆续搬迁至武汉，并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时隔不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分共，由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酝酿从武汉撤离。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迁回上海。（卢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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