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驻地曾几度变迁，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之间迁徙往还。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档案来看，这种移动布局既是共产国际幕后决策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有着密切关联。
1920年至1922年，从上海到北京，一度欲迁广州
共产国际很早就把上海看做远东革命的中心。1920年5月，刚成立一年的共产国际便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由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担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下设三个分部，即中国分部、朝鲜分部和日本分部。中国分部又称上海革命局，由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派遣来华的维经斯基负责，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共产国际之所以选定在上海设立东亚书记处，首先是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华洋杂处的租界，从国外派去的人员比较容易在那里出入活动。上海还具有特殊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便于与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譬如当时有大批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上海又是中国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被共产国际视为最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发动中国革命的城市。
此外，上海还是近代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新中国》等。”10月5日，受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也报告：“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他还说：“在上海的中国学生中心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支持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是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对北方政府的威胁，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
同样也是缘于以上这些因素，上海成为中共中央的首选驻地。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后成立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共中央局即驻上海。
但由于共产国际此时出于苏俄安全的考虑，希望中国革命能在帝国主义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而它同时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估计过低，甚至将其视做“早产儿”，认为“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因此力求使之与广州的国民党合作。1922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表示允许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广州逐渐取代上海，成为共产国际眼中的中国革命策源地。
1922年4月6日，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拉狄克的信中提议：“前几天，达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来到我这里，讨论因北方出现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势。我们决定把基地迁到南方广州，那里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5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也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详细汇报：“远东书记处认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这里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但是，“中国目前的形势把对我们小组工作的组织改革问题提到了首位。这次改革可归结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这样做有许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接着，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广州党组织还很薄弱，“正因为如此，需要从北方派一些能力强的同志到广州工作。在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和整个工作重心集中在广州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
作为国共合作的幕后推手，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返回莫斯科后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在上海，我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该城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总之，“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因此，“我还向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建议把驻地移往广州，在那里至少可以公开工作”。他还建议共产国际“以办事处的形式，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因为“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3个国家(中国、朝鲜、日本——引者注)联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国海员散发那里出版的书籍、文献也不困难”。
在听取马林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共中央发出指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指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似乎表明，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已是一件板上钉钉、不可逆转的事了。
但正在此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8月，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州赴上海。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维经斯基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
到1922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查封，总部迁到北京。而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则在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高唱“保护劳工”的高调下有所发展。10月，开滦五矿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声势一度十分浩大。南北局势的这种易位使马林意识到：“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上海局势不稳。”11月7日，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也告诉马林：中共中央委员会要尽快迁到北京来，以利于领导罢工，“此事至关重要，否则将会有很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在11月底将驻地迁往北京。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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