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三易其址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面具，于2月7日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进行武力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与此同时，他还下令通缉在北京的陈独秀、马林等人，北方的革命形势迅速恶化。2月15日，马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二七罢工问题，认为北京政府压迫加剧，中央局应迁往上海。这一动议随即被付诸实施，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局迁回上海。
恰在此时，南方的形势却峰回路转。1923年初，陈炯明势力被逐出广州，孙中山由沪返粤，重振旗鼓，广东的形势逐步好转，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这又促使一向主张国共合作的马林产生将中共中央驻地移到广州的想法，并提议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多年后，他解释说：“在北方……国民党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国民党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领导人，不成其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因此，“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对马林的这项建议，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的维经斯基并不赞成。3月8日，他写信给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说：中国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并没有消沉，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可能遍及华中和华北的新的大罢工”，因此将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现在恰恰是不妥当的”。他还说：“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然而，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可以丢掉一些东西的条件了，他的声望在工人群众的眼里是完全清白的。当然，应当利用在南方合法工作的机会，但不应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搬到那里，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那里去。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这说明维经斯基对马林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是有不同意见的，而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和独立自主，所以反对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
3月9日，维经斯基又在答复马林的信中指出：“接奉来函、来电，获悉最新消息。看来尊意在把中国共产党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你处于更合适的地位，知道在罢工之后最宜做什么事。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积极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汉口、上海和北京。据中国报端揭载的内容，显然目前仍笼罩着罢工的气氛，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罢工的区域，很难设想你将如何从广州给予指导和安排联络。”这封信虽未明确驳回马林的建议，但其中流露出来的不同意见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维经斯基的这些意见或许并未及时传达给中共中央。他们采纳了马林的建议，于4月底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5月22日，一个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报告：“工作重心移到了广州，这里几乎一个中国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也回顾：二大后，“当上海的迫害更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他还表示：“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按照马林的设想，中共中央迁到广州后应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好景不长，国共合作很快出现波折。鉴于国民党沉迷于军事计划和热衷于在军阀政客间周旋，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以孙铎的笔名发表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他又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一文继续批评国民党。7月11日，陈独秀也在《向导》发文抨击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他还严厉质问道：“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在此期间，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等中共党人还曾写信劝说孙中山：“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
显而易见，陈独秀等人的这些言论极易引起孙中山的不满。他当着马林的面激动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目睹如此情形，马林也不得不承认：孙中山并“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
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针对孙中山单搞军事计划、忽视政治宣传工作的状况，认为中央局“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应当转到北方“进行召开国民会议”宣传工作等活动，并计划在上海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和劳动大会，因此决定中央局“将于近日启程”迁往上海。15日，马林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中央委员会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未来几天内就启程赴上海，他们想在北方通过新的地方组织去推动国民党的现代化。”20日，他又写信给越飞等人说：“一周之内，我党中央委员会将全部离穗赴沪。陈独秀也要走。我们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就这样， 3个月后，中共中央又从广州迁回上海。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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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