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阿尔巴尼亚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在上述飞机综合修理所的基础上扩建为大修厂。1969年5月，在修理所竣工时，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国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将现有飞机综合修理所扩建为飞机大修厂的议定书》。此项工程由中国空军后勤部承担建设任务，航空工业部门只承担协作任务。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飞机的同时，也给予相关的附加援助。例如，1963年援阿9架运5飞机，分拆成大部件通过海运到达阿方后，第一批3架由中方人员组装；第二批3架由阿方人员组装，中方人员检查；第三批全由阿方人员负责。中方工作组培训了阿方人员，传授了组装和试飞技术，还帮助他们将机库改建为运5飞机修理车间。工作结束后，阿领导人巴鲁库和谢胡接见了中国工作组，并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多次听取军工部门和航空工业领导的汇报，他指出：飞机发展的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要引进科研手段，要多派一些人出国留学。当时，一些接受过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继续要求我们提供军工产品。同时，军工行业在考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又极缺外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说：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1月3日，王震副总理即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明确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己使用。
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党组根据上述精神，决定成立外事领导小组，由段子俊副部长任组长，陈少中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并上报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1月21日，王震副总理即批示“同意”。从此，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出口创汇的新时期。
万事开头难
如何抓住机遇，找准突破口？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负责航空产品出口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只有面向第三世界，面向与我国友好并曾经接受过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面向与苏联关系紧张、又同西方关系不紧密的国家。
当时正逢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埃及军队收复了西奈半岛，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其空军急需补充新的装备。埃及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废除了友好条约，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向埃及提供军需物资。埃及同我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并曾接受过我国的无偿援助。1979年1月，埃及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国提供几种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同年2月，萨达特总统派图哈密副总理为特使，前来中国洽谈此事，邓小平接见时表示可以卖给埃及飞机，为航空产品出口开创了商机。
中航技公司负责出口工作的人员，过去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搞外援、援外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对出口外贸的业务很不熟悉。如何起草飞机出口合同就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一些负责归口统一对外签合同的单位怕失去垄断地位，不愿提供帮助，只得四处求教，多方寻找参考资料。联系海运单位和运费问题，开始也碰了壁，对方板着面孔说，没有见到中央下发的关于允许哪一个工业部门自主出口军用产品的文件，难以接待。
出国推销产品需要用外汇，中航技公司的领导人赵光琛同志亲自到外贸部去找曾经共过事的部领导，该领导请一位主管副部长酌情借给。这位副部长则说：外贸部当前外汇很紧张，要想借上千美元，实在爱莫能助！
为了抓住埃及急需飞机的大好机会，没有等到埃方关于洽谈购买飞机的邀请信，就趁埃及民航主席于1979年2月底发来的邀请，请求派团赴埃及商谈修理安-24飞机的机会，抓紧派出了以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为团长的7人代表团，成员有：沈阳飞机厂试飞站副站长钱家骝，成都飞机厂设计所副所长沈永元，西安飞机厂工艺室副主任伍力，沈阳航空发动机副总工程师黄建，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卢贵智，成都飞机厂翻译刘明树。行前，吕东部长嘱咐：坚持要现汇，我们发展航空工业急需外汇，哪怕一个美元也是好的。
代表团带着仅有的5美元外币，于1979年3月15日抵达开罗，先由埃及民航安排住宿。但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对下未作交代，对洽谈飞机修理问题毫无准备。3月16日，民航总工程师只是出面应付了一次。代表团到达开罗后即向我驻埃大使姚广、武官孙丕荣汇报了来意。武官处及时与埃及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进行联系。当对方得知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已到开罗，并且是为了落实图哈密特使访华时商谈的事宜，立即把代表团接到另一个旅馆居住，招待食宿，并派一名联络官陪同，配一辆面包车使用。
谈判中碰到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如要求无偿援助，嫌歼6飞机性能落后，价格问题，运输问题，违约罚款问题，公司资信问题等等，必须一一面对，逐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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