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 登天之路由此开始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圈阅了国防科委关于在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的报告之后,中国载人航天的事情又加速运转起来。
本来,最初的计划是,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工作,开始对选拔出来的20名宇航员进行训练,集中时间为1971年11月。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第一次上天将乘坐两名宇航员,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升空时间为1973年。
当时参与做空间规划与管理工作的杨照德说:“从1967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曙光飞船作了很大的贡献,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现在六七十岁的专家大都是那时期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经验,怎么训练宇航员,需要什么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曙光一号就像一台播种机。”
然而,就在飞船研制和宇航员训练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中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正在依照惯性运转的生活,被强行按下了停止键。
这一次发生的令上上下下大吃一惊的事件是“林彪叛逃”。因为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被指称为林彪死党,空军成了“重灾区”,“714”办公室被怀疑是“起义事”的代号,包括宇航员训练在内的许多工作全部中断。
模拟飞船的大厂空空荡荡,用纸盒、木板钉成的宇宙飞船模型,蒙上了一层帐篷布。没有粮食没有钱,这些高级飞行员的营养无法保证。分管宇航员的杨国宇急了,向上头反映困难,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叫停,说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就此搁置下来,待再度提起,已经是近20年以后的事了。
1992年9月21日上午, 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听取汇报并展开讨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杨尚昆、薄一波和万里也参加了会议。
讨论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大家都认为,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能进联合国吗?如果中国在空间没有一席之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能坐稳吗?李瑞环发言道:“如果钱不够,就是奥运会不申办也要办这个事。”刘华清也表示,钱不够,动用国库的黄金也要干。江泽民说,这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也完全同意。搞这个东西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意义重大,是综合国力的标志。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随即在原国防科工委设立了专项工程办公室,作为统一管理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机构,对工程实施专项管理。
载人航天工程一共有七大系统,发射场是其中之一。工程秘密拉开序幕之际,发射场系统论证和设计最开始的一个焦点,是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发射场,究竟建在什么地方?
最初以酒泉、西昌、太原和海南为候选点,前三者主要考虑的是它们已经具有的航天发射队伍、设施和经验,省钱省事。而海南则是航天部早就垂青的一个地方了,发射地理位置好,便于航天器飞行入轨。但是,综合考虑下来,东风基地是最符合选点条件的,这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形成独立于社会的一个军事城镇,拥有自己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保障机制和功能,便于保密,水文地质条件也都不错。
国际上建发射场的惯例,一般是远离生活区50公里开外,东风基地原先有几个发射场,都是建在四五十公里以外的戈壁上。新的发射场从技术条件上看,和以前的发射状况已大不一样,完全可以离生活区近一些,方便一些。论证人员还想到,将来航天员要在这里做许多人-船-箭的预演合练,如果生活区和发射场相隔太远,势必会使航天员经受无谓的消耗。
出于这样的考虑,选址人员便在基地生活区周围展开调查。生活区是东风基地首区,它的北面是北山,一直向西北方向连绵不断,西面是弱水河流过来的区域,皆不符合建场条件。而其东南有一片广阔平坦的区域条件最好——这里和生活区相隔只两道河,修两座桥即可相通。往东往南是航天器飞行的方向,这两个方向都一无遮拦,便于观测,附近也无人居住,不牵涉移民问题。
1994年7月3日,东风基地在新发射场的预定位置,举行了载人航天发射场奠基仪式。和陈士榘的工程兵部队相比,35年后的施工方式已是鸟枪换炮了,各种大型现代施工机械一字排开,彩旗猎猎,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东风基地的老司令员李福泽都挥动铁锹,扬土奠基。
仿佛是一种机缘巧合,在发射场西去几十公里的敦煌,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画师们将佛教世界的飞天意境,栩栩如生地留在了莫高窟的洞壁之上,那飞天女神飘逸的裙带,曾唤起多少人对飞天的美好憧憬。如今,就在这个戈壁砾漠,中国人将由此踏上登天的旅程。
这时候的新发射场还都是一望无垠的黑戈壁,两根木条地桩分别插在即将开工的测试厂房和发射塔的位置上。我在木条顶端郑重地标上“Ⅰ工位”和“Ⅱ工位”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