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丁亥金秋，嫦娥一号发射前夕，一条新华社电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传送到世界各地：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将在海南省文昌市建设新的航天发射中心。
或许是因为对“嫦娥”奔月有太久的期待，这个在中国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并未引起社会过多的关注。然而，海南文昌早已万事俱备，蓄势待发。消息传来，迫不及待的人们即刻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发射场建设的大幕。
时值隆冬，寒流阵阵，频袭北方，海南却温暖如春。从海口到文昌的高速公路非常宽阔，我们一路风驰电掣，直奔文昌。当地的房价已经开始被炒高，从文昌前往发射场即将征地建设的龙楼镇和东郊镇，可以看到一些村子的公告栏里贴着一张张地图，上面把每个需要搬迁的地方都用红线圈了出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航天发射场的建设，和前几个发射基地总是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
从龙楼镇开车行驶十几分钟，我们来到了西地源村，在一片田地间竖立着一个标志，上面写着“第Ⅰ发射工位2K1”。陪同我们的小周不无自豪地说：“文昌虽然是中国第四个发射基地，但却是中国第一个在海边建设的发射场。”我后来见他总是这么向人宣传，就告诉他说，其实，50年前选点建设中国第一个发射场的时候，就已经在青海湖、上海和东北沿海地区做过勘察，当时就决定在东北建一个导弹试验的海上分场，这都是保守了几十年的机密，直到今天，很多人还都知之甚少。
酒泉 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
1958年年初，一场大雪过后，朝鲜新安州的上空依然阴沉沉的，不见一点天晴的迹象。和往常一样，车站人很少，一群灰麻雀扑拉拉地从头顶飞过去，又折回来，使得这一带更显出了几分冷清。
火车启动了，速度逐渐加快，急速旋转的车轮裹挟着一股股风雪，向鸭绿江对岸疾驶而来。在靠中间的一节车厢里，坐着志愿军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和他的几位随行人员。肥大的棉军装裹在身上，使他们都显得有些臃肿。
孙继先这次秘密回国是很突然的。头一天，志愿军杨勇司令员通知他立即从朝鲜回国，孙继先问回国干什么，杨勇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军委点的名，要他回国后去找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打了这么多年仗，孙继先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种首长在下达指示时竟说不清楚的事，他不禁暗自纳闷。根据形势判断，他觉得可能又是蒋介石想发动战争反攻大陆了。
到了北京，没顾上休息，孙继先便匆匆忙忙赶到总部，向肖华报到。
“又要打仗了？”孙继先急切地问道。“是啊，耐不住了吧。” 肖华笑着回答说,“不过这个仗可不好打啊！你这次回来，是彭老总亲自点的将，你们二十兵团很快也要调回来。”
孙继先习惯性地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下自己将要领受的新任务。“你先别往本本上记，”肖华见状，忙朝他摆手道，“苏联来了40多个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人员和他们对上口。有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的导弹专家，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就让你来搞。”
孙继先听肖华说着什么这对那、那对这的，心里可是一点数也没有。但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不管怎样，先接受再说。第二天，他即跑到炮兵司令部，很快对即将接手的任务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立足未稳，所处境遇还十分危险。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彭德怀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成立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五院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在研究和仿制苏式导弹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时五院提出了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问题，提议一边研制导弹，一边建设靶场，二者同步进行，否则等导弹研制出来后，没有一个可做试验的地方。1957年9月25日，按照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靶场筹备处”，并授予“0029部队”代号，张贻祥任靶场筹备处处长，吕琳为副处长。
在中国，搞导弹是前所未有的，军委老帅们自然是时时过问，极其重视。彭德怀亲自主抓，为靶场调兵遣将。他曾一度指定聂荣臻元帅为试验基地的总负责人，并要黄克诚协助聂荣臻做好这件事。
12月30日，根据中苏不久前签订的《新技术协定》，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专家组抵达北京，帮助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察定点工作。1958年元旦刚过，吕琳和苏联靶场设计专家乌斯留在北京，研究靶场的机构编制，张贻祥则率领勘察人员，和苏联专家组一起登上飞机，首先对东北海拉尔、索伦和华北赤峰、二连浩特一带进行空中勘察。
飞机高度很低，不时被气流冲击得上下起伏。飞行中，盖杜柯夫一边透过舷窗看着机翼下冰天雪地的隆冬景色，一边问张贻祥：“勘察靶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是搞什么类型的，不知道你们是搞综合的还是搞单一的？”
张贻祥心想，鬼才懂呢。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请你谈谈吧。”
“综合的就是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导弹试验的综合性靶场。根据中国的经济技术状况，我们建议你们建设综合性靶场。”盖杜柯夫连比带划，给张贻祥解释了一番。
“那么，像这样的综合性靶场，我们应该搞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
“在我们苏联，靶场的领导和部长起码是中将、少将，处长要大校、上校，下面的技术人员都必须是大学文化程度，起码需要一千人左右吧。”盖杜柯夫说着停了一下，摸了一把发红的鼻子，“噢，靶场还需建一个很大的机场，能容纳一百架飞机那么大的。”
张贻祥这时想到了勘察定点后的施工问题：“搞这么大的工程，施工力量一定很大吧？”
“是的。第一期工程大概需要两万人，后面的第二期工程也得三万人，少了不行。”
过了几天，东北、华北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张贻祥回到北京后，找到陈锡联，汇报了勘察情况，并把盖杜柯夫的话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他长出一口气说道：“陈司令，这么大的事，技术又那么复杂，我可是干不了。请你向军委反映一下，怎么干，请军委考虑。”
这天晚上，彭德怀元帅把陈锡联和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召到了他家里。落座后，陈锡联把张贻祥和专家组勘察的情况作了汇报，随后他讲道：“东北和华北这几个地方看来都不符合要求，下一步我们准备去西北地区看看。”
彭德怀放下手中的茶杯，问道：“东北、华北这么大的地方，都不符合？依据是什么？”
“我们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研究过了，如果以索伦或二连浩特作为靶场，导弹向西发射时，就要飞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并且索伦是山区，二连地区又严重缺水，还靠近包头矿区，条件不是太理想，只能看看西北的情况了。”
彭德怀思忖片刻，转头对陈锡联说，“你们先去勘察吧，事先可以向兰州军区打个招呼。”
陈锡联又将盖杜柯夫对张贻祥所说的意见向彭德怀作了陈述，最后，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说：“彭部长，张贻祥说他干不了，我看导弹这玩艺儿，我们炮兵也搞不了。”
彭德怀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可以让二十兵团回来，搞个兵团架子。靶场建起来后，可能在炮兵建制，也可能不在炮兵，这事随后再定。你现在主要负责勘察工作，要集中精力选好点，考虑周到一些。这可是件大事啊！”
那天在彭德怀家里接受任务后，陈锡联又被周恩来召到了中南海。周恩来叮嘱道：“西北地域辽阔，但是各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一个是乌兰夫，一个是赛福鼎，你一定要先和他们商量通。”
1958年1月18日，陈锡联、王尚荣、孙继先、张贻祥以及苏联盖杜柯夫专家组一行50余人，登上了一架苏制伊尔-14飞机，腾空而去。
越往西，天地便越显得深远而广大。中午时分，勘察组飞抵兰州，以兰州军区司令部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接下来，他们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勘察，飞机每天从兰州起飞，主要目标是银川地区、甘肃民勤地区和鼎新以北的额济纳地区。
从空中看下去，位于内蒙古西端的额济纳一带地形开阔、平坦，人烟稀少。勘察组经过分析比较，确定将勘察的重点就放在这里。额济纳历史悠久，是东西石器文化的连接点。先秦时将此地称为“流沙”或“弱水流沙”，秦汉以后称为“居延”。元朝统一中国后，在此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额济纳一名即由此演变而来。
勘察组乘飞机对酒泉周围的祁连山、中蒙边境、居延地区进行了反复空勘，在研究确定了将额济纳青山头一带作为选场重点后，又换乘汽车，沿弱水河长驱几百里，将近日落时分抵达青山头的绿园。
举目四眺，但见东南方向的狼心山拔地而起，野性十足。向西是连绵不绝的青山群峰，寸草无生，裸露着铁灰色的躯体。南北两面，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黑戈壁，天地间灰蒙蒙的，混沌一团。身旁的弱水河由西南而来，再折向东北，弯弯曲曲地铺展开来。河水已经结冰，宛若一条长长的白练，好像是谁不经意间信手丢在这里的。
“这一带地形倒是不错，可惜就是有些太偏僻了。”孙继先坐下来，脱下鞋倒着里边的沙子。“没有社会依托，将来靶场的困难不会小。”
盖杜柯夫这时也显得很兴奋，他抹了把脸，拍拍翻译夏铭智的肩膀说：“告诉他们，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也是建在这种地方的。我看这里就很好，也便于保密。”当晚，勘察组宿营在绿园。
绿园是他们后来给这个地方取的名字，当时只有几栋还没建好的平房和几间土坯房。
一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起来一看，勘察组人人身上都盖了一层厚厚的沙子，眼窝里、鼻翼间和耳朵里尽是风沙的杰作。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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