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店登记的这个名叫罗炳乾的跑街并没有在店中出现，那么，这个罗炳乾会不会就是吴思源呢？侦查员的目标很快转移到了这个神秘的跑街罗炳乾身上。根据调查，罗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他一直住在福佑路362号的一个民宅里。而就在几天前，侦察员在跟踪施家瑞的时候，多次在福佑路附近丢失目标。难道施家瑞就是来找罗炳乾的吗？
在当时，福佑路居住的人口众多，环境复杂，侦察人员很难在这里展开跟踪调查，只能借助技术手段，用电台侦听的方法调查。于是，王征明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电台技术组组长厉培明，他对电台侦听十分了解。
很快，王征明找到了他，就在讨论案情时，厉培明看到了“罗炳乾”三个字时，这个名字让他不由大吃一惊。
厉培明所说的罗炳乾系军统报务员，祖籍湖南华容，1937 年考入军统技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军统重庆总台和郑州站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此人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而精明的特务，解放后去向不明。那么，这两个罗炳乾又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军统特务罗炳乾与振记瓷器店的“跑街”罗炳乾，姓名和年龄都相符，只是籍贯不同，“跑街”罗炳乾的户籍记载的是南京，而不是湖南，他的妻子也就是施家瑞的妹妹却是湖南人。如果有机会让厉培明看一眼这个罗炳乾，那么所有的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进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嫌疑重重的罗炳乾迟迟不肯露头，电台依然下落不明。
案情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侦察员们还是耐心等待着特务的下一次发报。然而，连续三天三夜．设置在福佑路附近的侦测机始却终未发出侦测信号，技术侦察一无所获；而且，埋伏在瓷器店周围的侦察员也始终未见罗炳乾在店中露面。
经过连续几天的侦察，在罗炳乾住处附近终于有电台发出的信号。
尽管监听到了一点电台信号，但是，侦测机只能测定大概的范围，并不能精确到哪一门哪一户。
为了进一步判断电台信号是否是从罗炳乾居住的362号发出，侦察员伪装成卖竹竿的小贩，把便捷式简易测向机藏在竹竿一头，用布包上，天线则隐藏在竹竿里，沿着福佑路仔细搜寻，信号一直忽隐忽现，直到侦察员走到了福佑路362 号的门前。
侦察员通过电波判断，正在同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络的果然就在362号院内。
罗炳乾电台隐藏的地点已经彻底暴露，侦察员几十天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随即很快接到了抓捕计划。
就在抓捕行动即将站靠时，国民党空军又对杨树浦等地进行了猛烈轰炸，目睹了轰炸后现场的惨状，侦察员们感到抓捕特务的行动必须尽快执行。
1月27 日清晨7 时，罗炳乾的地下电台又发出了讯号，守候在这里的钱明立即下达抓捕命令。
侦察科长钱明率领3 名侦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罗炳乾的门前。
然而，此时任何的抵抗都无济于事，侦察员轻而易举地制服了罗炳乾。
经过审查，这个罗炳乾正是厉培明所熟知的罗炳乾。他从在军统特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后，长斯在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1949 年7 月，从广州去台湾后，被台湾保密局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按规定化名“吴思源”,独立行动。
1949 年8 月19 日，罗炳乾从台北到定海，随后化装成商人携电台乘渔船于8 月25 日潜入上海。到上海后在福佑路租了一间住房，并与施肖莲之女结婚。
利用民房作掩护，罗炳乾很快架设起了秘密电台，开始与台湾沟通联络。此后他不定时向保密局总部提供上海的天气、重要目标方位、轰炸结果以及我军政、财政等情报，他也没有忘记，在每次报告情报之后都会发上一组“经费用完，请求补发掩护费并酌发生活费”之类的密码。
1949年11月5 日，罗炳乾收到台湾特务机关从香港汇来的775 万元活动经费。为掩人耳目，他将这笔钱交给其岳父施肖莲开办了“振记瓷器店”，自己则在店中当一个“跑街’，以便隐蔽其特务活动。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笔钱暴露了他的身份。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正是由于罗炳乾的情报，致使江南造船厂、英联船厂、杨树浦发电厂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目标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毁灭性轰炸，造成了“二·六”轰炸的惨案。
为了有力地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 2 月7 日，就在“二·六”轰炸后的第二天，经陈毅市长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罗炳乾死刑，立即执行。
“二·六”大轰炸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它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虽然这次轰炸使上海市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它又是我国空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自此开始，直到1950年底，我国空军借鉴了很多作战经验，加上盟国苏联的协助，从只能保护首都安全，发展到可在空中实施拦截敌机，逐步向正规化空军迈进。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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