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那真喘不过气,主要是缺氧,头有一点发胀,脸都是有一点红。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上面地面上是零下十多度吧,下面是零上四十多度,那个面积很小嘛,人是七个人,再加上那么多机器工作。
早在建设之初,出于安全考虑,在地下控制室的顶端,工程兵用特殊水泥浇筑了一个鸡蛋型的建筑,周围堆满了沙子,以减少爆炸对地下控制室的振动,然而在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面前,这样的防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旦发生意外,地下控制室内的官兵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如果真是要在地下室,头顶上爆了,不用说原子弹,四米多深的话,估计一个大炸弹,也都是,也抗不住的。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我们地下室准备了七天的干粮和水,还有氧气发射器,供应氧气,万一出不来的时候,等待七天的营救。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地下指挥所只要下去过一次,就会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
涂原季 钱学森秘书
就是现在我下去了以后,我在里面站上五分钟我都感到窒息,因为给人那种感觉,更甭说那个水泥门,两道门跟你关上,当然里面有氧气发生器,可是你说它对人的心里有多大的压力啊,那都是像一个活的坟墓,密封在里边,这么落后的东西,这么简陋的东西,我们居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大概也会是绝后,空前绝后的壮举,只有中国人敢这么干,这个可真是玩命了。
曾在地下控制室工作的这七名官兵后来被誉为“七勇士”,他们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发射二中队中队长颜振清、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操纵员佟连捷、徐虹。就在发射前,聂荣臻在接见“七勇士”的时候,二十岁的战士操纵员徐虹对他说:“首长,我不是党员,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了,请组织上追认我为党员。”听了这番话,历经风雨沧桑的聂荣臻元帅眼角湿润了。
八点二十分,距离发射还有四十分钟的时候,控制室内的七位官兵突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原来是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将军悄悄走进了地下室。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他下去之后呢,当时我们定位人员都把椅子坐完了,他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在里头不是为了预防万一嘛,下面放了装面包的箱子,实际上就是装设备的箱子,他拿出一个坐在那。
在这危险重重的发射最前沿,基地最高首长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助威壮胆,这让七位官兵十分感动,尽管如此,他们却必须劝说李司令员尽快离开。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高政委说,这里没有你的位置,请你离开,上去,你在指挥所,他还不走,后来我们集体向高政委,我们集体请司令员上去,你不上去,我们不能发射。天大的事我们七个人顶着,要牺牲,我们七个人牺牲,不能让司令员牺牲。我们就是这样的,李司令他还要坚持。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我说李司令是不是对我不太放心啦,我说没问题,我说都干了这么多了,我说你放心吧,也不肯走。
张其彬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技术处助理员
最后还是那个聂总从指挥部打电话来,因为有直通电话来,请他回指挥所,最后他才回指挥所了,他舍不得离开,对我们也是一个鼓舞。
八点四十五分,发射阵地主任王世诚下达“十五分钟准备”口令,与此同时,敖包山指挥所通过密语向国防科委报告:“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上午九时,王世诚下达点火的口令,操纵员佟连捷迅速摁下点火按钮,核导弹发出一阵呼啸,带着浓浓的烈焰从发射阵地起飞了。
佟连捷 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
听到程序转弯,已经是离开我们头顶上了,这里头是安全的了。
按照预定计划,核导弹飞行九分多钟后将在罗布泊爆炸,而对于发射人员来说,这看似短暂的九分钟却是从未有过的漫长,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每个人甚至能够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九分十四秒后,从弹着区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试验成功!
发射场顿时一片欢腾,聂荣臻元帅立即在敖包山指挥所向周恩来报告了“两弹结合”成功发射的消息。
“两弹结合”的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有了导弹核武器,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试射了射程九千公里的远程运载火箭,有专家形象地说:“两弹结合”我们有了手枪,而远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让我们有了步枪,具备了远程打击能力。
大漠深处的东风基地见证了“两弹结合”的伟大创举。2005年,用于导弹核试验的五十号发射场被列为国家保护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