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去世留下疑问：伟大的成就，能否赦免丑陋的人格？

一位科学巨人走完了他97年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他就是詹姆斯·沃森 (James Watson)。他的名字，如同他参与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一样，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一面是照亮生命奥秘的辉煌光芒，另一面则是其言行投下的深长阴影。他的逝世，让整个科学界再次审视这位“DNA之父”功过交织的复杂遗产。

青春的辉煌：破解生命的密码

时间回到1953年，英国剑桥大学。一位年仅25岁、想法大胆的美国青年沃森，与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的英国物理学家一拍即合。二人被同一个宏伟目标所吸引：破解DNA的结构。

图片左侧为沃森

当时，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Rosalind Franklin) 和莫里斯·威尔金斯 (Maurice Wilkins) 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富兰克林通过X射线衍射技术拍摄到了一张极为清晰的DNA照片（著名的“照片51号”），这张照片成为了关键线索。然而，在未获富兰克林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威尔金斯将她的数据分享给了沃森和克里克。

看到这些数据，尤其是富兰克林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的思路豁然开朗。他们迅速搭建出了那个如今举世闻名的模型——DNA双螺旋结构。他们在那篇发表于《自然》杂志的里程碑论文中，用一句低调而自信的话结尾：“我们并未忽视，我们假设的特异性配对立即暗示了遗传物质一种可能的复制机制。” 这句话背后，是他们对生命遗传核心机制的洞见。

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生物学。它解释了基因如何遗传，细胞如何工作，为后来的基因工程、人类基因组测序、癌症靶向治疗等无数医学突破奠定了基石。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总裁布鲁斯·斯蒂尔曼 (Bruce Stillman) 评价道：“双螺旋结构的阐明，与孟德尔和达尔文的发现并列，成为生物学史上最伟大的三项发现。” 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已于1958年因卵巢癌去世，未能共享这份荣誉，这也成为了科学史上的一大憾事和争议点。

矛盾的支持者：女性科学家的伯乐与贬低者

沃森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尤其在对待女性方面。一方面，他却在其畅销回忆录《双螺旋》中，对贡献卓著的富兰克林极尽刻薄，批评她的外表，并写道：“不禁让人想到，女权主义者的最佳归宿是在别人的实验室里。” 这一描述让他的形象蒙上了浓厚的性别歧视色彩。

然而，现实中的他，又确实是许多女性科学家的坚定支持者。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 (Nancy Hopkins) 就是其中之一。她回忆说，在女性难以追求科学事业的年代，是沃森说服她攻读博士学位。当她担心自己拿不到终身教职时，沃森鼓励她：“你只管工作，到申请终身教职时，只要推荐信够好，就一定能通过。否则，我就去告他们。” 霍普金斯后来也成为推动女性参与科学的一位有力倡导者，她坦言沃森训练和支持了包括她在内的许多女性科学家。对于他这种支持与贬低并存的矛盾行为，霍普金斯本人也感到困惑。

跌下神坛：种族言论的深渊

如果说在性别问题上的矛盾让人困惑，那么沃森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则彻底让他跌下了科学神坛。

2001年，在一次大学讲座中，他公然将肤色与性欲、身材与野心联系起来，震惊四座。他的同事霍普金斯回忆道：“那是终结的开始。”

真正的风暴在2007年到来。沃森公开宣称他认为黑人在智力上天生不如白人。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当时他仍在其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曾担任主任的冷泉港实验室工作。实验室迅速采取行动，解除了他的所有行政职务，试图撇清关系。然而，沃森似乎并未真正悔改。在2019年的一次纪录片采访中，他再次坚持这些观点，最终导致冷泉港实验室与他彻底断绝关系，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他“滥用科学为偏见辩护”。他还曾有过“有些反犹主义是合理的”等不当言论。

科学史学家纳撒尼尔·康福特 (Nathaniel Comfort) 正在为沃森撰写传记，他分析认为，沃森的种族观点可能源于他早年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后来阅读的诸如《钟形曲线》这般有争议的书籍。康福特惋惜地说：“在我看来，那一刻他失去了科学的批判锋芒……这让他一生中形成的偏见得以主导其思想。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多面的灵魂：教科书作者、实验室建设者与“麻烦”同事

抛开争议，沃森在科学传播和机构建设上也功不可没。他撰写的教科书《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以其前所未有的清晰和生动，定义并塑造了整个分子生物学领域，影响了几代科学家。他的《双螺旋》虽然争议巨大，但其小说般的叙事风格，打破了科学在公众心中枯燥的刻板印象，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投身科学。

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机构领导者。他接手时，冷泉港实验室还只是一个财政困难的小机构，在他的带领下，它崛起为世界顶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他也曾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早期的领导者。

在熟人眼中，沃森的性格极其复杂。在哈佛大学期间，他在会议上咄咄逼人，甚至大声咆哮，被许多同事视为“麻烦”。但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古怪的幽默感，喜欢自嘲，并精心维系着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和科学合作网络。他实验室内每天下午四点的茶歇，成了思想碰撞、团结团队的重要时刻。康福特评价道：“他们两人（沃森和克里克）有着极好的默契……这确实使他们成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合作伙伴之一。” 但在发现双螺旋后，沃森的兴趣迅速转向了RNA，并在信使RNA和核糖体研究上再次取得了重要突破。

复杂的遗产：如何记住他？

詹姆斯·沃森的一生，是一部关于天才与偏见、光辉与黑暗并存的史诗。他是一个科学的推动者，也是一个偏见的散播者；是年轻学者的导师，也是难以相处的同事。

在他去世后，人们将如何记住他？或许，他的同事布鲁斯·斯蒂尔曼的预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选择：“在一百年后，我认为人们会记住双螺旋。”

DNA双螺旋结构，这个优雅、简洁而强大的模型，已然成为人类探索自身奥秘的永恒象征。而詹姆斯·沃森，作为发现者之一，也将因这项不朽的成就而被历史铭记，尽管他个人充满争议的阴影，将永远作为这辉煌成就的一个沉重注脚，提醒着世人：科学追求客观真理，而科学家，终究是复杂而充满缺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