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效农：联赛改革曾招致禁令 管理体制不得不改

职业联赛改革曾引来禁令

郎效农首先回顾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改革之路，他认为1994年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带来了很多质的变化，但是联赛职业化初期带来的成功，并没有维持太久。

“足球职业化初期的巨大成功，对我国原有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及其它运动项目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引起了体育界各层次一些管理者的诸多疑问和不安。初生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在摇篮中就遭到了体育界或明或暗的一片反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体委发出了‘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的指示，这无异于对继续深化改革发出的一道禁令。”郎效农说。

郎效农认为，这样的一条禁令，对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发展非常不利，“足球职业联赛虽然初步成功，但还十分粗放。职业足球的管理体制、职业联赛的组织机构、职业联赛的运作规范、职业俱乐部的建设规范、足球市场的运作规范、财务制度的规范、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等，都有待逐步健全和完善。但这一切都难以再继续进行。”

郎效农接下来说，1997年国家队在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中惜遭淘汰，体育界内部那些本来就质疑和反对足球改革的势力借此推波助澜，把未能出线的责任统统归罪于年仅两三岁的足球职业联赛，对足球改革的质疑和批判的风潮席卷而来，数年不息。

“随后，国家体委即正式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全面取代了中国足协的管理职能，又重新回到由国家体委直接或间接管理的行政体制。”郎效农说。

变革行政管理体制是足球改革关键

郎效农表示，2011年初足球管理中心决定升级中超联赛，三年内取消升降级制度，给了中国足球又一次改革机会。

当初中超联赛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由中国足协与参赛俱乐部共同组成中超联赛委员会；其二，由中国足协与参赛俱乐部共同出资组建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中超联赛公司；其三，制定中超俱乐部标准，只有达到标准的俱乐部才能获得参加中超联赛的资格。

“中超联赛将职业联赛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俱乐部建设，中超俱乐部依照规定的标准，建设成为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完善了俱乐部工作机构，健全了球队及青少年梯队建设，拥有了可满足生活训练需要的基地设施，具备了经营运作和较为健康的财务基础。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在亚足联历次检查评定中都获得满分，成为中超联赛中得分最高的部分。”郎效农予以肯定。

不过郎效农也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这么成功，“2004年中超联赛隆重开幕，中超公司却迟迟未能成立，其商务运作交给了由足球管理中心控制的福特宝公司，为后来的中超风波埋下了隐患。两年后中超公司终于成立。此时适逢亚足联推出新的亚冠联赛方案及参赛标准，要求所有参赛国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模式，由国家足协与俱乐部共同组建一个全面负责职业联赛组织经营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组织机构。将中超委员会整合并入中超公司，是落实此项标准的一个现实而简单的方案，但经多次申报，至今未能实现。”

郎效农说，无论是中超公司建设，还是以中超公司为基础对中超委员会的职能进行整合，都是困难重重，根本原因就是足球管理中心甚或国家体育总局担心，一旦把联赛组织运营权交给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超公司，就会消弱甚至失去他们对之实施行政管理的权力。

“现在成立的联赛理事会，其实是打算变通的产物。更主要的是，理事会并不具备法人地位，仅是管理中心的内设机构，什么大事都做不了主。从形式到实质都与真正的职业联赛组织相去甚远，也无法达到亚足联的标准。”郎效农说，历经多年的改革，中国足球早已高度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行政体制早已与足球管理不相适应，并成为深化足球改革的最大制约。

之后郎效农还列举了很多客观存在的问题，“行政体制管理足球，大权独揽，不经民主协商，少数领导闭门决策，胡乱指挥全国足球运动和职业联赛。忽而改变赛制，忽而破坏赛程、忽而停止升降级、忽而又让国奥队参加中超或中甲联赛，一味追求任期政绩，不打基础不铺路，只要国家队眼前成绩，不顾长远发展，致使我国职业联赛几经坎坷，中国足球每况愈下。”

郎效农说，行政体制管理足球，难以充分尊重做为联赛和市场主体的俱乐部的合法权益，难以兼顾和关照国家利益和各方利益的必要平衡，难以处理好职业联赛和俱乐部的近期和长远发展，非但不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反而导致各种大小矛盾不断产生。诸多矛盾在这体制瓶颈中难以疏通，往往堆积、堵塞、发酵，甚至激化，轰动一时的中超风波主要就是由此引发。

“行政体制管理足球，权力高度集中，没有民主监督，没有制度牢笼，这使一些领导无所不管、无所不敢和无所不能，权欲膨胀，利欲熏心，陷入权力寻租、假公济私、与腐朽实力沆瀣一气的深渊，致使假赌黑肆虐中国足坛，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足球管理中心几名重要负责人因之落马，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最后郎效农强调，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