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第二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与源|中华文明|现代

【理响中国】“第二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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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理响中国】“第二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与源）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并首次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将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结合”相互成就的结果，为我们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长维度看，“第二个结合”为其培育了生长之“壤”，提供了生长之“氧”，筑牢了生长之“本”，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与源。

　　一、“第二个结合”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培育生长之“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拼接，而是“根脉”与“魂脉”相互成就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坚实的文化根基，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马克思主义是“魂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劲的现代活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正是“根脉”与“魂脉”二者相互成就的过程，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培育了深厚的生长之壤。

　　一方面，“根脉”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生发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与其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极大充盈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在实践维度方面，中华民族积淀的“疾虚求实”“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域。在思维路径方面，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的“积渐成著”“反者道之动”“阴阳互换”等辩证法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话语表达。在人文精神方面，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及其蕴含的“泛爱众而亲仁”的伦理理想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可以说，“根脉”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的过程，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深入人心的问题，为“魂脉”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另一方面，“魂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和思想风貌的集中反映，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要部分。因此，中华文明能否实现现代转型，首要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何以在现代世界安身立命，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出场为解答这一关键命题提供了“总钥匙”。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践行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弘扬者，在实践探索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儒家“天下为公”理念到共产主义理想，从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到和平发展理念等，这并非简单的术语替换，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互融互通中实现彼此在“普遍—特殊”关系层面上的价值重构。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联结、互融互通，才为中华文明的结构性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实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生命更新与发展进步。

　　二、“第二个结合”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生长之“氧”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它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将多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化有机体。新的文化生命体整合了古今中西的合理要素，新在熔铸古今、贯通中西。当前，为了进一步巩固壮大新的文化生命体，我们仍需在古今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打造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一方面，从古今文化的传承创新中汲取生命之“氧”。中华文明是原生型文明，文化生命体的传承与发展是其内在自主的需求。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生命体向“现代形态”的蜕变，必须处理好古今文化的传承发展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正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基因元素，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把这些基因元素通过创造实践转化为另一种新的文化事物，形成新的文化品质，从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再利用；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与时俱进的补充、拓展和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正是基于古今文化传承创新的良性互动，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在承载历史厚重感的同时，焕发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蓬勃活力。

　　另一方面，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汲取生命之“氧”。近现代世界市场的拓展，为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场域，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也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3]这一论断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桎梏，阐明了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形塑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命体。立足中国文化本身，我们在与各种文明的共生交融中生成了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生命体，在历史岁月的淬炼中茁壮成长。近代以来，在“第二个结合”的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包容开放、兼收并蓄，逐步构建融文化发展大格局，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吸收全球优秀文化要素提供了广博空间。基于此，我们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生长养分，进而打造兼具民族特质与人类共性的“新生命体”。

　　三、“第二个结合”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筑牢生长之“本”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二者遥相呼应、高度契合，在结合的过程中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筑牢了生长之“本”，即人民立场。立足人民立场，就要以人民精神需求锚定文化生长的价值导向，以群众实践智慧激活文化生长的源头活水，在“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双重维度中，呵护新的文化生命体蓬勃生长。

　　一方面，以人民精神需求锚定文化生长的价值导向。“为了人民”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鲜明价值指向。这种指向不仅体现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5]的实践目标，更体现为实现“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6]的价值自觉。马克思主义“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7]的论断，与中华文化“天地之大，黎元为先”[8]的治理智慧形成跨时空呼应，共同揭示一个根本规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生产的逻辑起点与评价尺度。当前，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对文化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文化供给也要从“填鸭式供给”转向“精准化匹配”，这就要求通过“第二个结合”使新的文化生命体在生长过程中，确保不同群体都能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另一方面，以群众实践智慧激活文化生长的源头活水。《共产党宣言》指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9]，并且“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10]。质言之，文化的创新发展伴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展开，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文化发展便无从实现。马克思主义将人民定位为历史的“剧中人”与“剧作者”[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能顺民心，斯可为威”的治理哲学，共同揭示了人民实践对于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可见，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存续活力，源于“依靠人民”的唯物史观自觉。我们只有“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12]，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长动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公共文化服务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项目号：FJ2023C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文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顾丹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3]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4]《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5]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

　　[8]《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