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煮豆燃萁:英格兰国王与第一伯爵缘何反目?

本文节选自《玫瑰战争简史：1399~1485，英格兰两大家族的王权之争与恩怨交融》，作者：[英]大卫·格拉米特，译者：廖艺，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当时的政治观察者们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年轻的爱德华四世是依靠其堂兄沃里克伯爵——理查·内维尔而获得王位的，而在15世纪60年代初期，沃里克伯爵是整个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物。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肯尼迪认为他是“位于爱德华四世一人之下的英格兰总督”。法国一位政治观察者以嘲讽的口吻调侃英格兰“有两位统治者，一位是M. 德·沃里克，另一位的名字我忘记了”。沃里克伯爵的地位部分取决于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富豪所具备的私人权势。他凭借妻子的继承权获得了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庄园（他的爵位就是从妻子那边得到的），并且在1460年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位于英格兰北部的遗产。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地位也取决于他代表国王所行使的公共权力。到1464年时，沃里克所担任的公职之多可谓前所未有。自1455年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加来指挥官。他对加来城中军事资源的控制在1459~1461年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457年12月，为了回击法国对桑威治的偷袭，他被任命为海防总司令，军费来源是除桑威治和南安普顿这两个港口之外所有其他港口的吨税和磅税补贴。爱德华四世登基之后新的责任又落在了沃里克伯爵的肩上。担任五港同盟总督和多佛城堡的总管强化了他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势力。他还被任命为英格兰海军上将。在北方地区，他继承了其父在内维尔家族内部的关系网。他还被任命为国王的代理官员。1461年5月，沃里克伯爵收到了一纸文书，对他终身继承父亲或兄弟的公职予以确认。这些职位包括西部边境地区总督、兰开斯特公国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所辖领地的首席总管，以及未成年人和叛乱者所拥有庄园的监护者。他的亲属也得到了奖赏：他的叔叔威廉·内维尔，即法康堡勋爵，被任命为肯特伯爵，并成为王室总管；沃里克的兄弟蒙塔古勋爵约翰于1462年被封为嘉德骑士，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东部边境地区总督。为了表彰蒙塔古勋爵在北方地区的功绩，1464年5月他又被擢升为诺森伯兰伯爵。一年之后，他又得到了此前被抄没的珀西庄园资产。1466年，国王为了补偿拖欠沃里克伯爵的边境总督职位的薪水，授予他领有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荣誉，同时让他接管了蒂克希尔城堡（Tickhill Castle）、纳尔斯伯勒城堡（Knaresborough Castle）以及庞蒂弗拉克特城堡。正如迈克尔·希克斯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命“显示出了内维尔家族的决心，特别是沃里克伯爵的决心——紧抓现有的一切，并将其扩大”。

爱德华四世

沃里克伯爵已经成为第一伯爵，并且还是一个拥有强大势力家族的领军人物。这些奖赏为他提供了成为强势大臣所需的手段。15世纪60年代初，他自己庄园的收入大概在每年7000英镑的水平之上，而通过职务获得的薪水至少为每年5000英镑，这样一来，他的收入就是50年代约克公爵收入的两倍。此外，利用已拥有的资本，他还可以从商界特别是加来大宗商品商那里筹到贷款。1466年加来大宗商品商同意用羊毛关税资助加来要塞卫戍部队，解决了军费开支这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难题，而正是这个难题曾导致了前几任富有的加来指挥官最终以破产告终。沃里克的收入可以使他着手开展大规模保留人气的活动，例如随意地给他旗下的穷苦军士发放救济，并为他的家庭树立起了热情好客的名声，凸显了他作为良好贵族的身份。正如后来的一位伦敦编年史作家在记录中所说的那样：“沃里克伯爵对全英格兰的民众都非常慷慨，因为他在全国各地的住宅每天都会接待那些需要住宿和休息的人们。” 此外，即使是那些未曾分享过伯爵慷慨之泽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对他海上防御所取得的功绩、出使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壮举，以及为公平正义和公众利益而献身的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沃里克伯爵堪称“大众偶像”，受到普通百姓的爱戴。如果皇家政策与他个人或内维尔家族的利益相悖，那么他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以及大众对其的拥戴向王室政策发起挑战。

从1464年起，在王室政策发展动向上有两个方面可以被视为威胁到了沃里克伯爵的利益。第一个是法律顾问机构的问题。在整个15世纪50年代里，国王听取立法建议的权利以及根据他个人认为的最佳建议而采取行动的权利都受到了挑战。然而，这是英格兰政治文化的一项基本原则。约克公爵及其同盟把他们的政敌视为典型的“邪恶顾问”——这些人采用垄断法律顾问机构的手段来暗中破坏公众利益。毫无疑问，在爱德华四世当政初期沃里克伯爵和内维尔兄弟即是内阁成员的首领。他们与国王的亲近关系一方面源于他们与国王的私人及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则起因于他们所担任的公职。在15世纪50年代的前5年里，皇家特许状的见证人名单显示，沃里克伯爵、肯特伯爵（1463年去世）、蒙塔古勋爵以及大主教乔治?内维尔在见证人中居于主导地位。爱德华四世登基之初，国王和内维尔兄弟共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尽管其他内阁大臣和朝臣也因为功绩而得到了丰厚的封赏，但在这些年中他们却始终扮演着附从者的角色。国王的宫廷内侍黑斯廷斯勋爵地位显赫，而赫伯特勋爵、芒乔伊勋爵（Lord Mountjoy）和索斯威克的斯塔福德勋爵也是朝廷重臣。尽管如此，我们很难摆脱掉这样的印象：在爱德华四世执政初期，内维尔家族尤其是沃里克伯爵主导着英格兰的统治。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

1464年秋天，这种局面突然发生了转变。9月在雷丁大教堂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爱德华四世宣布他在前一年5月已经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成婚。伊丽莎白是兰开斯特派里弗斯勋爵理查·伍德维尔的女儿，也是约翰·格雷爵士的遗孀。约翰·格雷爵士是格罗比的费勒斯勋爵（Lord ferrers of Groby）的长子。国王的婚姻震惊一时。首先，尽管伊丽莎白的母亲卢森堡的杰奎塔是一位公主，但她自己却是一介庶民，而且还是一个寡妇。其次，这种结合意味着爱德华从此不再是那些一心想和英格兰结盟的各国诸侯的青睐对象了。最后，伊丽莎白的家族人口众多（她上一次婚姻产下了两个儿子，并有不少于12个兄弟姐妹），这必定会影响国内的政治平衡。沃里克伯爵当时正在与法国及卡斯蒂利亚王国谈判，希望能为爱德华四世谋求一位新娘。爱德华四世宣布将与伊丽莎白举办婚礼，无疑给沃里克伯爵泼了一身冷水。有足够多的历史证据可以表明，爱德华四世与伍德维尔的这场婚姻得到的更多是大家的忧虑与不安。与沃里克伯爵关系亲近的温洛克勋爵约翰向一位来自勃艮第的采访者透露说，国王是为爱情而结婚，但“事先却没有告知那些理应被召集而来进行商议咨询的人；正是因为这样，几位大勋爵感到非常不高兴，同时国王议会内的多数成员也都心怀不满”。国外的政治观察员纷纷拿这种不安情绪大做文章。威尼斯的商人们认为“大多数勋爵和民众似乎非常不满意这场婚姻”，而德国商人卡斯帕·魏因里希（Caspar Weinrich）写道：“今年冬天英格兰国王爱德华迎娶一位贵族的寡妻为王后，她在大臣们的反对声中加冕为后（1465年5月）。”1464年的米迦勒节，沃里克伯爵或许曾经护卫王后进行她的第一次公开外出活动。表面上，他接受了堂兄弟的决定，但实际上也别无选择。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后及其家族在爱德华的王室法律顾问班子中的影响力扩大，最终对沃里克伯爵的影响力和权力构成了威胁。

15世纪60年代后半期，英格兰政坛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伍德维尔家族的崛起。他们得到的封赏非常可观，这反映了爱德华提升他妻子家族地位的决心。伊丽莎白嫁妆的地产价值只有大约4500英镑，少于通常分配给王室配偶的价值达1万马克（666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地产。然而，这处地产却主要属于位于南方的兰开斯特公国领地，因此它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她的大宅第为其亲戚们提供了就业和资助来源，但她的直系亲属明显从这场婚姻中获得的好处最多。她的兄弟安东尼·伍德维尔从其妻子一方获得了斯凯尔斯勋爵的封号，也因这场婚姻而被加封为嘉德骑士。1466年王后与前夫的儿子托马斯·格雷迎娶了国王的妹妹埃克塞特公爵夫人安妮的女儿安妮·霍兰德（Anne Holland）。事实上，安妮·霍兰德此前已经与诺森伯兰伯爵继承人乔治?内维尔订立了婚约。在这10年中间，王后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同样也从联姻中获取了不少好处。她的姐妹们分别嫁给了阿伦德尔伯爵、埃塞克斯伯爵、肯特伯爵、彭布鲁克伯爵，以及白金汉公爵的继承人。而她的弟弟约翰则与65岁的寡妇诺福克公爵夫人订立了婚约。至少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国王对伍德维尔家族全新角色重要性的最重要的承认，体现在对王后父亲的封赏上面。王后的父亲是里弗斯勋爵理查，他不仅得到了伯爵爵位，而且还成为英格兰的财政大臣和宫廷总管。1460年，当里弗斯勋爵和他的儿子在桑威治被约克派俘虏时，他们被带回到过加来。沃里克伯爵斥责他出身低微，同时还厚颜无耻地反对“国王至亲的勋爵们”为亨利六世提供咨询的权利。 对伊丽莎白处于爱慕之中的爱德华似乎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但沃里克伯爵和其他约克派成员却并没遗忘此事。

在15世纪60年代后半叶，削弱沃里克伯爵地位的另一个王室政策即是外交政策。自爱德华四世登基以来，法国新国王路易十一就一直在向理查伯爵献殷勤，而伯爵也采取了亲勃艮第的政策，力主与法国结盟。然而，有证据表明，爱德华自即位之初就一直抱有重新开启英法百年战争的想法。1463年，米兰公爵和那不勒斯国王均被封为嘉德骑士，这或许就已经暗示了爱德华要联合与自己亲近的王国的君主来孤立法国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对嘉德骑士这个封号中包含的对爱德华的承诺心知肚明，所以他拒绝被晋封为嘉德骑士。国王的婚姻改变了外交形势。由于通过联姻而建立联盟已经变得绝无可能，所以1464年9月法国大使抵达英格兰时爱德华对他们甚是冷落。此外，在15世纪60年代中期，英格兰国内还存在着将国王推向与勃艮第结盟并远离法国的强大声音。英格兰商业界迫不及待地要保留住他们与低地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以这些人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伍德维尔家族也是亲勃艮派。当然，他们通过联姻与卢森堡皇室建立起了亲戚关系。在他们的影响下，爱德华四世朝廷不断地向瓦卢瓦王朝的公爵们汲取经验。爱德华四世冷眼旁观着1465年法国和勃艮第公国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的“公众利益之战”（War of the Common Weal）］。但在那一年8月，“好人菲利普”的继承人夏洛莱伯爵查尔斯（Charles，Count of Charolais）的第二任妻子波旁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Bourbon）去世，因此新一轮的外交斡旋开始上演。尽管在沃里克伯爵的主导下，英法两国之间互有大使往来，但形势却倒向了英格兰与勃艮第公国结盟一边。1467年6月，“好人菲利普”的私生子安托万（Antoine）抵达英格兰，目的是与斯凯尔斯勋爵安东尼展开一场盛大的马上长枪比武。同月，爱德华四世亲自从大主教内维尔手中收回了国玺，并用巴斯暨韦尔斯主教斯蒂灵顿（Stillington）取代他做了大法官，内维尔则被降为大臣。

1467年6月15日，“好人菲利普”去世，所以在斯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举行的比武活动不得不缩短日程。这正是爱德华四世所等待的时机，目的是推进他在外交上孤立法国的计划。布列塔尼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之间的联盟得到了加强，11月，国王与勃艮第公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爱德华四世的妹妹玛格丽特现身枢密院，答应嫁给勃艮第的新任公爵查尔斯。1468年2月，这桩婚事被正式批准，而国王在5月向议会宣布了入侵法国的意图。就拨付大量税收金方面来讲，枢密院的反应比较积极，但国王的此项政策存在风险。此前，他与勃艮第人签订的贸易特许权饱受诟病，他又大量举债给妹妹购置嫁妆，并且还疏远了沃里克伯爵。到1468年年末时，爱德华四世的内外政策开始让整个王国变得不稳定起来。有关兰开斯特派密谋的传言充斥坊间：一个重大阴谋被揭穿，其中涉及到了伦敦市议员托马斯·库克爵士（Sir Thomas Cook），以及数名已经和解了的兰开斯特派人士，例如杰维斯·克里夫顿爵士（Sir Gervase Clifton）。令人感觉情况更加不祥的是，约克派死忠人士和沃里克伯爵的几位家臣（如温洛克勋爵约翰）也被暗指与阴谋有牵连。欧洲大陆上谣传沃里克伯爵正在与流亡在外的兰开斯特派人士进行秘密谈判，或者他计划立国王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为王。对于这些传言，沃里克伯爵在被召唤觐见并与国王当面交谈时甚至都不屑一顾。1468年肯特郡和英格兰中部地区爆发了动乱，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对爱德华四世一些宠臣的影响力的担忧。1469年初，托马斯·亨格福德（Thomas Hungerford）和亨利·考特尼（Henry Courtenay）在西南部地区被逮捕，随后被处决。社会上有传言说，这件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索斯威克的斯塔福德勋爵汉弗莱觊觎考特尼的德文郡伯爵爵位。5月，这些传言得到了证实，因为当月斯塔福德即被封为德文郡伯爵。

1469年伊始，爱德华四世的权威严重受损。他在入侵法国的政策上食言了（但仍旧以此为目的拨付税款），贪婪的朝臣们把持了王室法律顾问职权和人事任免权，而那些有权势的国王直系血亲重臣则被从他们在王国中的合法位置上排斥在外。如果说有关这种王室不当行为的赘述似曾相识，那么恰好是因为国王的政敌（以沃里克伯爵为主）下定决心要把爱德华政权描述成这样，他们又一次使用了1459至1461年间约克派勋爵们曾经使用过的那套“公众利益”言辞。沃里克伯爵决定于6月展开行动。4月，约克郡的一次起义响应者众多，其领导者是来自雷德斯代尔（Redesdale）的一位绿林好汉。这次起义的诉求听上去很熟悉（税收问题、邪恶的内阁大臣以及本地的恶政），但是其中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沃里克伯爵参与了此事。事实上，正是他的兄弟诺森伯兰伯爵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这次起义。然而，这次起义刚刚被镇压后不久，该郡再度爆发起义，领导者是来自胡德尼斯（Holderness）的一位侠义人士。这次起义主要是由当地神职人员税收问题所引发。但是，起义者们也要求恢复珀西家族的诺森伯兰伯爵爵位。后来都铎王朝时代的编年史作家认为，这些起义的幕后推手就是沃里克伯爵，但这种推断似乎不能成立，而且约翰·内维尔也同样很快镇压了这次起义。

然而，发生在6月的第三次起义后果更为严重，并且看上去似乎确定是由沃里克伯爵所策划的。伯爵是否提前谋划了此次起义，抑或像他之前的约克公爵那样，他只不过利用了普通民众对他的拥戴之心，并把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政治平台据为己用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起义的领导者又自称是来自雷德斯代尔的一位绿林好汉，但此人似乎曾是科尼尔斯家族（Conyers family）的成员。科尼尔斯家族成员长期以来就是内维尔家族的家臣，该家族的领头人约翰爵士是沃里克伯爵在里士满郡的管家。这次起义实际上调动了内维尔家族在米德尔赫姆的姻亲起来反抗国王。与此同时，沃里克伯爵将自己计划的第二部分付诸于行动。7月6日，在大主教内维尔、女儿伊莎贝尔以及国王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乔治的陪伴下，他跨海抵达加来要塞。在那里，他于7月11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克拉伦斯公爵，这明确违反了国王的意愿。翌日，叛乱的勋爵们发表了一篇檄文，“为我主的声誉和利益以及这个王国全体民众而战”。8檄文声讨了国王身边的奸佞大臣，即里弗斯伯爵、威廉?赫伯特、彭布鲁克伯爵、新德文郡伯爵汉弗莱?斯塔福德以及其他几位大臣，控诉他们贪婪成性、包庇罪犯。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召集其支持者们于7月16日在坎特伯雷见面，他们从那里向伦敦进发，并抵达考文垂。爱德华四世似乎颇为震惊。7月9日，他写信给自己的堂兄和兄弟，命令他们否认背叛的传言，同时调遣彭布鲁克伯爵和德文郡伯爵北上迎战叛军。7月26日，彭布鲁克伯爵的军队在班伯里（Banbury）附近的艾治考特（Edgecote）被击溃，他本人随后被押送至北安普顿并被处死。德文郡伯爵在战前即逃走，但很快便在布里奇沃特被一群暴民杀死。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里弗斯伯爵和他的儿子约翰·伍德维尔爵士双双被俘并被处以极刑。众叛亲离的国王遭到大主教内维尔的截击，后被带往沃里克城堡。

1469年8月初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与1460年7月的情形相同，当时约克派勋爵在北安普顿战役中俘获了亨利六世。之后，叛军有能力——至少暂时如此——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进行他们的统治。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似乎尝试采用相同的做法，他们召集议会于9月22日在约克郡开会。然而，此时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爱德华四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国王，而曾经被约克派勋爵在1460年成功运用的“为公众利益而战”的口号早已在政治精英中失去了号召力。沃里克伯爵发动的叛乱或许已经被人看透，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稍作掩饰的阴谋，企图除掉自己在内阁和朝廷中的政敌，以再次确立其在王国中的地位。不断升级的各地骚乱显示出这位“立王者”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无能，最严重的是，由汉弗莱·内维尔爵士领导的又一场力挺兰开斯特家族的叛乱在北方爆发。汉弗莱?内维尔爵士是沃里克伯爵的亲戚，且属于内维尔家族地位较高的一个支脉。发动这场叛乱的动机既是由于汉弗莱爵士对其米德尔赫姆亲戚们的痛恨，同样又是由于希望看到亨利六世重登王座。爱德华四世和沃里克伯爵同时率军北进镇压了叛乱，并于9月29日在约克郡处死了汉弗莱爵士和他的兄弟查尔斯。10月，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双方达成了某种和解，爱德华四世重返伦敦并恢复了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