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编者：邱澎生、陈熙远，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光棍与法律
虽然光棍一词在清律中并未得到清楚的定义，但这个名词仍然出现在20条例文当中。在这些例文里，有些是在顺治朝（1644—1661）与康熙朝（1662—1722）时增补到《大清律例》，但大多数的例文都是在雍正（1723—1735）与乾隆（1736—1795）两朝增补进去的。尽管这个名词基本上只是个别出现在20条单独的例文文字里，不过，《大清律例》的《恐吓取财》律文，则仍录入一条所谓“光棍例”（《大清律例》第273之7条）。有趣的是，此条例文开列了一系列有关暴力勒索、威胁恐吓、捏告混控的罪行，并特别针对光棍所犯的这类罪行处以加重的刑罚，但是，对于“光棍”（译按：条文作“恶棍”）这一关键名词，却并没有再进一步提供任何法律上的定义。很显然，这条条文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讼案审理官员在见到“光棍”时，可以肯定地判断他（或他们）是否即“光棍”。
另一方面，尽管光棍与性犯罪之间已在官府的认知下确立了相连性，但若《犯奸》律条下的4条例文之情形援引“光棍例”判处刑罚，则“光棍例”所要处罚的犯行对象，将非仅限于无家可归、无依无归的男性。例如，在“把持行市”律下的第154之4条例文，原系针对内府人员及其家人，王、贝勒、贝子、公、大臣官员及其家人（这些人都不会被当作走霉运的男子），但也援引“光棍例”以决定其所适用的刑罚。与此相似的是，在《犯奸》门下的第366之9条例文，原系针对喇嘛及和尚所犯之强奸罪，但仍在条文中规定应依“光棍例”判刑。可以说，尽管官府对光棍的惩治绝大多数落在性犯罪上面，其所认定的“光棍罪”类型已广泛地包罗了任何可能由个人或团体所策划的暴力和非暴力的犯罪。依照这样的犯罪定义，“光棍”这个法律名词，其实应被视为是无赖（hoodlum）、骗子（grifter）、诈财者（conman）、诓骗之徒（swindler）或歹徒（gangster），可能还比较妥适。
《大清律例》律文及其所属例文提及“光棍”字词的出现次数统计
律（条号）例（条文数）
把持行市（154）1
激变良民（210）1
白昼抢夺（268）4
恐吓取财（273）4
略人略卖人（275）1
殴制使及本管长官（306）1
犯奸（366）4
徒流人逃（390）1
凌虐罪囚（398）1
依告状鞫狱（406）1
断罪引律令（415）1
在此，文章的篇幅并不允许我们对以上的每一条罪做细致的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依“光棍罪”定罪的案例当中，其案件的共通要件和特征，并无法适切地标示出加害者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相反，尽管这些罪标示加害者背景的方式与其他罪的情形相当不同，其与日益复杂的商业化经济以及高度流动的人口所造成的副作用之间，却息息相关。正因为基层官员每天都需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府业务，县官对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膨胀、人口成长，以及与日俱增的商业化现象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反应可说是相当地清楚。孔飞力就曾注意到：在总体经济学的层次上，18世纪的中国社会，可说是一个相当繁华的时代。但是，此种创造繁华的经济变化，却也对一般农民生活家计带来巨大的冲击。“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商业上的成长，并不代表其可以变得更有钱，或社会变得更安全；相反，这样的成长意味着其所生活的社会，竞争将更为激烈、空间也将更为拥挤；从而，其所能生存的空间，也将随之缩小许多。”与此相似的是，经济成长的区域差异也是相当关键。而对于理解社会冲突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来说，这些变迁的发生时间和地点，都可说是相当重要。
犯罪的区域差异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与财产权益衍生之暴力争端相关的各种杀人事件，正好揭露出各种等级犯罪的区域差异以及涉入争端者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假若这些牵涉到财产权益的杀人事件，乃是一种与财产权益变化所生需求有关的过渡时期的转型现象，那么，在不同时期经历各种经济变化的各个省份，也自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犯罪形态。就涉及财产权益的杀人案件数量来看，在六个用来比较区域差异的抽样年份当中，广东有150件，四川有125件，而山东只有25件，相对来讲案件量可说是相当少的。有趣的是，尽管山东整体而言案件量较少，其涉及暴力纷争的参与者，却更为符合官府所称“无依无归之男子”的形象。
从死刑案件的记录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山东乡村中的劳工与雇主关系，远比广东与四川的情况要恶劣。尽管华北的农地面积一般都比华南地区要大，但就生产力而言，华北的生产力却比华南低。正因如此，华北农村对雇工和佃农的监督和控制，也通常要比华南严厉许多。我过去对山东纷争事件所做的质性分析中，我发现涉及暴力的人们，往往生活贫困而且工资微薄。地主雇请管家协助管理农地，这些管家享有管理监督佃农的较大权力，并可聘用雇工到农地耕作。杀人事件报告中的种种证据显示：这些管家随时得以表现不佳为由而解聘佃农和雇工；另一方面，管家也可因地主一时兴起而遭到解雇。当然，佃农与长工也享有少部分的个人自由与经济上的独立性。但大多数的佃农与长工还是住在地主家中，并仰赖地主提供耕作用的牲畜、犁与种子。管有许多可变的因素得以解释为何山东的暴力案件数量会如此少，死刑案件的记录却活生生血淋淋地揭示着：在山东，涉及暴力纷争的人们，其经济情况，往往比作为对照组的广东和四川还要糟糕。
山东的死刑案件记录里，经常透露着18世纪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引人兴味的光景。让我们想想一个涉及许多人的案子。涉案人包括姜汉三、范五元、李景以及王英，这些人全都是耕种陈奉武田地的佃农。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些佃农的移居身份。姜汉三是观城县人，范五元是定陶县人，李景是濮州县人，只有王英是本案肇事地曹县之人。这与广东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广东，绝大多数佃农与地主来自同一县区，而且许多佃农就是他们租佃土地的原所有者，与他们所耕作的土地有着深切的人身纽带关系。（有趣的是，本案中，和姜汉三一起做佃农的伙伴们，在其卷入某件暴力纷争时，仍与邻近地主一起前来帮助他。这也显示出：此种相当程度上的阶级联结纽带[class solidarity]，虽可见于山东，但却不存在于四川或广东）。此种佃农缺乏个人与耕作土地之间联结的现象，也表现在山东的地主经常供予佃农种子或工具等必要资本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山东的佃农与雇工待遇相同的缘故。农业劳工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现象，往往意味着山东的老板通常仅就佃农的耕作表现来判断他的价值，甚至可以“懒散”为由而将佃农解雇。从而，尽管在山东因财产权益而生的殊死对决非常少见，但涉及财产权益的暴力事件仍旧时有发生。其发生的主要开端，正是那群淹没在18世纪经济膨胀背后的贫苦穷民。
运气不好的佃农
王臣的命运深刻地说明了山东乡村生活中不稳定的本质。在汶上县，王臣向郭耕元租用了24亩的地。由于郭耕元居住的地方离这块地有点远，因此他另外委请程招帮他管理这片土地。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二十九日，天空下起了雨，王臣认为这是播撒大豆种子的好时机。他向程招询问可否给些种子。不料，程招不仅拒绝提供种子，还以王臣懒散为由将其起诉，并要求其迅速返还耕地。在程招稍后的证词中，其声称王臣在耕种高粱与小米时表现极差，使其担心地主郭耕元会以王臣工作表现差劲为由指责他。面对程招的质疑，王臣答复道：要他交还这块土地，何不等秋天收成、各分农获之后再说？不幸的是，程招不仅拒绝他的请求，还以王臣不老实为由一状告到官府。程招事后表示，其之所以告上官府，只是为了吓唬王臣，好让他工作更加认真点，而非真的要把他逐出耕地。然而，王臣这边却将这事情看得相当认真。他还回复程招：“俺退地不是杀俺一家吗？（你如果现在就要求我返还土地，那岂不是跟杀我全家是一样的吗？）”后来，王臣便因与程招的打斗受伤而死。
对于一般未深察此案的观察者来说，这样一个案子，虽然可以说是很不幸，但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过失杀人案例。但对于一个阅读案件报告经验丰富的读者来说，会注意到更多一般读者注意不到的细节。在这个案子里，不论是管家一方的说法，抑或是佃农一方的乞求，都显示出18世纪山东乡村地区穷人绝望无助的深切沉痛。王臣正是掉落在此种贫困无助的陷阱里。面临丢掉饭碗和走投无路的威胁，其已将佃农身份的丧失视同和整个家庭的死亡一样严重的大事。其有如背诵般高度结构化且缺乏情感的事实陈述已为读者带来直接且极具震撼的冲击。要为这直截坦率却蕴含着强烈隐喻的说辞寻找出一个显明的定位，肯定也令人煞费心思。依我看来，县官在行文中明显采纳王氏绝望的恳求，其有意通过这样的论述方式，传递给上级长官一个强烈的讯息：正是贫穷，才让这个山东家庭遭到杀害；这也即是“光棍”这一名词被创造出来的主要原因。
不幸的赌徒
当然，许多农民也丧失了他们的土地，但他们还是设法弄了份农业契约，以雇工的身份，继续生存下去。也许受雇于主家并仰赖其家计，确实可为没有土地的雇工提供一个足以替用的家庭。让我们来想想黄邦的案子。乾隆十一年（1746）十一月四日，黄邦这位虚岁已届四十二的男子，由于当时尚未成家，便在明克已家里做长工。有一次，黄邦和李海、明魁九、杨僧等三位一齐工作的长工打赌，结果输了三十文钱。之后，这三位长工不断向他讨债。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就在田里小麦丰收之后，三名长工再向黄邦讨债。于是，黄邦便跑去找他的老板明克已，央求是否可以预支一些谷物做薪资，好让他偿还债务。然而，当时还不知道这原系一笔赌债的明克已，仍然一口回绝了黄邦的央求。黄邦愤怒不已，并咒骂明克已不要脸（“无脸”）。后来，当黄邦领到他的薪资时，他便把全部五百文的薪资拿去偿还掉他部分的债务。
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五日，明魁九告诉明克已（两个人的姓氏相同，但却无任何亲戚关系）：黄邦欠了一笔赌债。黄邦无意中听到明克已向明魁九建议，要他等到农作收成之后便可向黄邦讨债等话语。明克已甚至进一步建议：要是黄邦无法付清债务，明魁九便该把黄邦殴打后送官。大约六个月后，黄邦又无意间听到明克已跟杨僧聊及他的赌债。明克已再次建议他的长工杨僧可将黄邦殴打送官。就在这个时候，黄邦已经彻底绝望了。黄邦事后在其证词当中，便诉说他已经知道明克已会在其工作完成后将他解雇遣散（“工满遣出”），且明克己也曾唆使其他长工向黄邦讨钱并殴打他，甚至还要他们将他告进官府。
当黄邦了解到他即将失去工作，他“怀恨一深”，并且“顿萌杀念”。由于深知自己身材、体型和体力都无法与明克己相抗，他乃将念头转向杀害明克已的两个儿子上。第二天，他跑去市场购买毒药，打算在杀害两个幼童后再服毒自杀。在回家途中，他撞见明魁九，两个人产生激烈争执。明魁九返家后，便将这件事告诉明克已。明克已找到黄邦并质问他；黄邦也不甘示弱，威胁要把明克已曾经煽风点火、挑引争端要别人状告自己的事呈控官府。尽管愤愤不平，黄邦仍是等到明克已隔天清晨离开家门后，才开始行动。他身上带着木槌，闯进明克已两个小孩的寝室，用木槌一口气击碎了两个孩童的脑袋瓜儿。
明克已事后供证，说黄邦乃是邻近村庄之人，为了生计，才跑来这个农地做活。依照明克已的供词，黄邦是位“性气向来不好”的人，他之所以会雇用他，是因为他还算是位能干的农夫。明克已坦承其厌恶黄邦赌博，并承认其确有煽风点火，甚至建议魁九“打他（黄邦）送官”（在明克已的证词当中，其实已经删除了建议殴打的部分），但他仍坚称，整件事情根本就与他无关，并强调，其并不是要明魁九去向黄邦讨债，只是因为担心他们私底下讨债将引起更多麻烦，因此认为把事情带上官府解决可能会好一些。最后，明克已进一步解释说，其之所以在黄邦杀害其幼子前一天与其对质，是因为明魁九告诉他黄邦威胁要告他。明克已不明白为什么黄邦如此恨他，以致最后竟然痛下杀手残害他的两名幼子。
毫无意外，黄邦这边对于事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解读。其在证词中，强调已把全部的生计仰赖在主家明克已身上。他抱怨说明克已两度向他同事建议要殴打他并把他告进官府，他也担心明克已会把他逐出现在耕作的这个农庄。在黄邦最后与明克已相互的诘问当中，黄邦说道：自己不过是个穷人家，受雇到外地来全是为了生活家计，也仰赖这儿的雇主能够照顾他的生活。依照黄邦的说法，明克已两度对他同事说他坏话（“恶语”）。他指控明克已之所以要等到农作丰收之后再来整他，是因为他要把他逐出农地，且要煽动他那几个同事把他扭送官府。黄邦已经注意到自己的薪资已不敷支用了。他运用修辞生动地问道：“若是没了主家，那里有钱还债呢？”他进一步表明其彻底的绝望：“这明是绝小的生路，要致死！”正因如此，他才会如此愤怒，进而萌生杀机。在最后一次力求老爷宽怜的说辞中，黄邦认了罪，并愿以生命偿还自己所犯的罪行。
如此残忍凶恶的罪行，在当时毫无疑问是要接受严厉的刑罚。黄邦最后是以预谋杀害雇主两个儿子而遭判处凌迟之刑。不论官员在判决文书上如何悲悯地描绘黄邦犯罪的可怜原委，但要想让本案获得宽悯，已没多少指望；但是，何以县官仍要如此深刻地描绘这位深陷陷阱的长工种种辛酸无助的模样呢？我认为，县官对于黄邦形象的描绘，乃是为了对上级官员发出一个警讯：若对本案有任何不妥当的判处，将会为凄凉贫苦的山东乡村引发极可怕的社会后果。毕竟，当时中国社会乃是建立在“等级差序格局”的伦常观念上，并已据此伦常观念而发展出社会成员种种相互对应的义务关系。而对黄邦来说，尽管他已然是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但如此行为乃是为了维持自己正当的生计，是在维护正当的劳动雇佣关系，而非铤而走险、希求非分之财的犯罪行为。正因为他失去了家庭，对他来说，雇主乃是困厄的时代中唯一可以抓住的恩人。当他发现雇主不仅不肯帮他，甚至还在他艰困时落井下石，总难免有遭人背叛的感觉。就在他绝望之时，他在主观上明知的情况下，杀害了主家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儒家社会里，很少有如此可憎的犯罪发生，但县官并未痛斥杀人凶手，反而以极细致的描述去解释黄邦所以陷入绝望处境的深层脉络。
“光棍”概念的制作（Making）
匡文起的案件，则提供了另一起富有悲剧性且极其野蛮的范例。在这起悲剧中，难挨的贫困同样降临在这可怜的家伙身上；其故事诉说着缓慢、沉闷、丧失人性与无处可归的贫苦深渊。文起自从父亲死后，便与叔子（叔叔）匡玉祥和亲婶子（婶婶）董氏同住一家。他曾被人描述为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叔叔也经常就此训诫他。至于董氏，依照邻人的说法，她是一个刻薄吝啬的人，且从来不曾给她侄儿好脸色看。这位婶婶，后来被描述为一位经常介入文起生活的人。当她老公同意借钱给文起时，董氏从中拦阻了这件事情。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文起因而行事谨慎小心。他后来虽然结了婚，但是日子总是过得不太快乐。除此之外，董氏还经常向文起的老婆说文起的坏话。这些坏话，也使得两夫妻老是有所争执。依照邻居们的供词，文起的生活非常艰困，他经常埋怨婶婶，并将母亲和弟弟的死、婚姻生活上的不顺遂，以及各种糟糕、倒霉的事通通归咎于他的婶婶。判案的县官也将董氏描绘为“刻薄”且“面前过舌”的人，其中后面的这段描述，已经构成清律底下离婚的合理事由。可以说，董氏的形象，不论对谁来说，都是一致不受好评。
乾隆十二年（1747）秋，文起的母亲和弟弟，在他外出贸易时过世。就在文起的舅舅前来确认他们的死亡状况之后，文起的叔叔和婶婶乃将尸骨拿去火化。当文起返乡时，他怀疑婶婶将他母亲和弟弟“折磨”致死，从此更对婶婶心怀恨意。乾隆十三年二月时，文起将他老婆以一万文钱卖掉，因为她总是随着婶婶的煽风点火和他争吵不休。他的叔叔另外还向他借了四千文钱，而直到他要求还钱之前，他的叔叔都没把钱还给他。
就在他孤军奋战又无人能依的情况下，文起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游民生活。就在他离家出走这段时间，董氏霸占了他的房间。直到乾隆十三年十月一日，文起总算回到了家里，董氏还咒骂他，甚至不让他踏进家门。他要求叔叔还钱，但他叔叔断然拒绝。就在他又冷又饿、无家可归、举目无亲亦无人可帮他的情况下，文起将所有他遇见的麻烦事通通归咎于董氏。隔日，他带了一把刀子回到家中，遇见董氏，便把刀子在她身上连捅六下。当他看见董氏12岁的儿子急欲逃脱之时，他也毫不手软，硬是把他抓起来用刀子把他砍死。回到家中，发现董氏6岁的女儿号啕大哭，他也把她顺便给杀了。就在他全身上下还沾满着血渍之时，他并没有往其他地方逃，反而迅速地跑去官府投案。
显然，匡文起的行为罪无可赦。他最后被官府以杀害同家族里的三名家人为由判处凌迟之刑。然而，尽管其犯罪行为如此凶暴残恶，县官仍旧设法在报告中唤起读者们对文起潦倒沉沦乃至贫穷卑贱的命运心生怜悯之情。尽管董氏罪不至死，但在案件记录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起如何遭受董氏冷酷摧残。更多有关文起不幸的描述，还可见于县官陈述其卖妻后游荡乡野的文字当中。对于他那段日子里的生活，县官形容说：他四处流浪，无依无靠，“只身无倚”。与此相似的是，当县官讲起他返家时遭到董氏拒于庭院之外，甚至向叔叔讨债还被叔叔数落了一番时，县官乃在诉诸一个楚楚可怜、令人犹生怜悯的形象。他把匡文起描述为“冻饿交迫，栖身无所，骨肉离亡”。在我所阅读过的大量杀人案报告当中，还没看过任何一个类似这样的文句。显然，此种文句修辞，正是有意唤起读者们对匡文起的怜悯之情。
尽管同情救不了匡文起，也转变不了其被判凌迟的可怖刑罚，但官员在阅读案件记录时，仍不得不注意到这些用来描绘匡氏堕入贫困拮据情境的动人文句。匡氏的案子，乃是对当时乡村生活的穷苦困厄，以及一个家庭的瓦解崩裂所做的一个极令人感到难过的说明。他失去了因病离世的母亲和弟弟，他也卖了自己的老婆，但他唯一的亲属竟然还不断扰乱他的生活，甚至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断然拒绝协助。他已无家可归，身无分文，且已弄丢饭碗，又只身一人，但他仍努力出外做生意，努力经营正当的生计。当匡氏的状态已落入“光棍”定义中最简单明了的范畴之中时，审阅案件的官员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将匡氏的行为归入条文中所称利用暴力威胁赖以维生的职业犯罪类型。匡氏当然有错，但他的行为乃是因为悲惨的命运所致；而在县官的描绘中，不论他犯的罪行有多么可憎，其行为也不过是一个失去一切的可怜人最后的一击。
结语
在历史的发展中，法律、道德以及政治上的思想脉络，已将死刑案件形塑为中国皇帝们长期以来的关怀重心。对于皇帝来说，同情与悲悯乃是德行规则（virtuous rule）中的重大标志。之所以会有累赘、冗余的死刑案件处理系统以及案件判刑与向上呈报的审阅机制，也是此种关怀的制度表现。表面上，县官在裁决死刑案件的程序上发挥的功能相当有限。但是，作为一个审判记录的首要“编者”，县官的角色乃通过其对事实的呈现、叙事的建构，以及处置方式的选用，发挥出影响上级判案长官的特殊作用。讽刺的是，尽管在当时，秋审这种专门审查死刑案件的制度已达到一个空前繁密的地步，但是审理案件的层级越高，距离原审判辖区越远，官员越是依赖州县官在案件记录中所提供的信息。而对我来说，县官用来执行案件覆查程序以及唤醒上级官员怜悯的编辑手法，也同样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对于经济贫困以及暴力犯罪之间更为复杂的图像。
当人们提起犯罪本质的理解时，负责讼案审理的各级官员，没有一个人比县官更了解其中的意义。就讼案报告的观察而言，与此相近的研究便指出：某些州县官除了尽力符合讼案审理的严格要求，还运用各种解说方式，循循善诱地提醒上级长官们，使其意识到乡村贫民所要面对的严酷生活情境。显然，这则山东省命案所传达出来的讯息，赤裸裸地呈现出某些真实社会的情境。一个是运气不好的佃农，把生计上的损失视同于家人的死去；一个是不幸的赌徒，揭穿了“雇工们可仰赖雇主，取代其对家庭庇护的需要”的虚伪；最后匡文起的故事，乃是一个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所有这些惨痛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正如我们在性犯罪案件中所看到的一般，近来的研究均指出在社会实像与皇朝感知中存在着一个极为关键的落差。正如同任何一位能干的县官都会意识到强奸罪的背后蕴藏着远比皇朝官方辞令之描绘要更加复杂的社会实像般，这些重获评估的案子，也正好告诉我们：山东省的地方县官，乃是目睹这些与光棍现象浮现直接相关的家庭崩毁案例之第一手证人。
显然，即便是遇上那个一口气杀了许多小孩的杀人凶手，县官都有能力识别出这些倒霉农人困境背后的复杂性。尽管一个与同时代法律、道德和政治潮流全然相逆的案件确实难以想象，但毫无疑问的是，地方官员肯定意识得到官方的态度，而对于皇朝向来谴责、抵制无赖男子的政策，也能轻易地作出极其尖锐的回响。至少，在他们对上级长官呈报的犯案描绘中，县官们试图打破人们对于那些因为遭人背叛，且遭遇凄苦贫贱，最终犯下杀人滔天大罪的犯案者的既定观感。事实上，要对于那些基于主观意欲而犯下杀人罪的犯案者，要完全施以怜悯也确实是不可能的事，但纵使这些犯案者犯下了可怖的滔天大罪，他们仍旧还没有丧失固有的人性。在许多不同的程度上，这三起案件的讼案记录，都以赚人热泪的手法，突显乡村社会的悲惨困境。这些记录，运用细致的描绘，勾勒出身处糊口边缘的农民家庭与农场雇工的生活困境，警告中央政府应多加注意真实社会的生活实况。我们可以说，杀害这些山东家庭的，并不是其他人；真正杀害这些家庭的凶手，实际上，正是这些乡村社会中的贫困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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