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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战争史研究》撰稿人。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亿日耳曼主宰民族将分布在整个欧洲，确保他们统治地位的是（德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垄断……充当奴隶劳工的其他民族将在体质和心智上加以人工的弱化，变成孱弱的文盲和半白痴。这样，他们（德国人）就可以安然地享用帝国的建设成就——高速公路、‘通过快乐获得力量’（Kraft durch Freude）连锁饭店、各地的党总部大厦，以及巨大的军事博物馆和天文馆……这将是一个属于德意志的千年时代，甚至连人的想象力也将被钳制在其中，无从逃脱。”
1935年5月，希特勒在纽伦堡检阅冲锋队和国防军
以上是英语世界最著名的德国史专家之一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笔下的“未曾发生的历史”——纳粹德国获胜以后的欧洲。日后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曾以这一设定为基础，写出了畅销300万册的历史架空小说《祖国》（Fatherland）。特雷弗-罗珀和哈里斯的立论大多是基于对《我的奋斗》、《二十世纪的神话》等纳粹理论著作以及战时德国文件的研读，他们所描绘的“胜利之后”德国的版图也毫无二致：一个延伸到波罗的海、东欧与高加索的“更大的德意志帝国”（Grossdeutschland），由一系列附庸国所环绕，满足于将统治范围局限在欧洲的状态。
哈里斯小说《祖国》中描绘的纳粹获胜之后的欧洲版图
吊诡的是，早在“二战”爆发之前20年，就有两个人已经预言了德国的扩张模式及其界限。“地理政治学之父”、英国人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概念，他把东欧这个拥有可观劳动力、耕地以及工矿业资源的板块视为“心脏地带”的核心，认定“谁统治了东欧，谁便能支配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能支配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能支配整个世界”。德国坐拥雄厚的工业力量与军事基础，正是并吞东欧的有力竞争者。这一学说影响了一位退役德国陆军少将，此人将麦金德的理论与19世纪末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设定结合起来，重新提出了“生存空间”这个伪达尔文主义概念以及基于种族划分的“泛区域”规划。希特勒正是在这位将军的教诲下，于《我的奋斗》中申明了德国的扩张目标、种族政策与国际政治蓝图，并在1941年以“欧洲新秩序”的名义付诸实施。
“地理政治学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
换言之，纳粹德国的空间扩张不仅是一种结果，甚至也出自必然：同时代的一切欧洲战略家都认定，基于地理和技术原因，“东进”是使德国的权势在短期内实现最大化的最优路线；德国仅凭这一路线，便足以攫取世界性权势（Weltmacht）。而德国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它的对手在资源规模上远远超出了第三帝国的上限——美苏两个洲级国家，一个在外线提供工业产能和海上通道，另一个在内线提供海量人口和缓冲空间，这种结合足以使任何中等强国相形见绌。在欧洲控制全球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之后，世界便如法国人托克维尔在1835年时的预言一般，进入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时代。
《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划分的“枢纽地带”、“内新月形地带”、“外新月形地带”三大板块
“心脏地带”与“生存空间”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的一生都在和主流意见较劲：1904年，当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系列著作正在全世界受到追捧时，他却发表了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直言位于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陆上强国正在剥夺海权国家的既有优势。1919年，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劝说英法政治家承认德国的经济重要性、并以复兴德国作为重建欧洲的关键时，麦金德却把《历史的地理枢纽》扩充成了小册子《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极力渲染继续遏制德国的必要性。麦氏的论文和小册子奠定了现代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的一般分析路径和基础性概念，由于他深信陆上强国在工业时代具备更大的权势禀赋，从而和马汉的“海权论”相对立，所以也被称为“陆权论”。
从“枢纽地带”到“心脏地带”边界范围的变化
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把位于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那个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板块——涵盖了俄国的绝大部分疆域、蒙古、中亚以及波斯——称为“枢纽地带”（The Pivot Region）。在他看来，这里三面为山系所环绕，河流都流入内陆湖或北冰洋，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而为海上武力所无法企及。16世纪以前，这片广袤而人烟稀少的地区一直为各路游牧民族所控制，他们凭借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对外围的农耕地区做反复的袭扰。只是在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启了“哥伦布时代”之后，西欧各国才得以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迂回到枢纽地带边缘的濒海陆地、建立起桥头堡，将这股破坏性力量封禁起来达三百年之久。不过到了20世纪初，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扩散，枢纽地带迎来了复兴：那里的巨量人口和战略资源可能被某种集权体制组织起来，以创造出惊人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铁路网不仅为枢纽地带的陆上强国提供了动员资源的工具，而且就像过去的马和骆驼一样，可以成为进攻性的机动载具。当枢纽地带国家完全控制了欧亚大陆、并开始建设远洋舰队时，“一个世界帝国就在望了”。
归根到底，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海洋和大陆之间的力量对比：当工业技术和制造业产能取代单纯的商品贸易、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之后，那些在资源和人口方面具备突出优势的陆上强国，例如俄国和德国，自然也就比依赖贸易的海上强国能积累起更多的财富。而铁路网的扩张在颠覆海洋交通的便利性的同时，也为陆上强国准备了对外侵略的通道。如果说当麦金德在1904年提出“枢纽地带论”时，他所担心的还只是蠢蠢欲动的沙皇俄国可能破坏欧亚大陆的均势；那么在经历了四年残酷的大战之后，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真正具备雄厚的技术基础、并且不满足于既有国际地位的“修正主义者”乃是德国。
于是，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对他十五年前的观点做出了修正，将“枢纽地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称之为“心脏地带”（The Heartland）。这一板块向南延伸的部分囊括了中亚的山地和中国的新疆、西藏，海上力量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变动很难做有效干预；向西扩展的部分则容纳了整个黑海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当陆上国家足够强大时，这两片海域实际上只是封闭的内水，不难从陆路迂回吞并。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东欧——这里拥有成就第一等强国所必需的劳动力、工矿资源和耕地，却又处在德奥俄三大帝国的交界处，内部涣散分裂，极易被一个大国所征服，而这个大国必将成为欧亚大陆（世界岛）霸权的最有力争夺者。有鉴于此，麦金德写下了那个著名的三段式警句：“谁统治了东欧，谁便能支配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能支配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能支配整个世界。”
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集大成者卡尔•豪斯霍费尔
然而在1919年，只有战败者听得进这样的忠告：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刚刚以少将军衔从帝国陆军中退役，并在慕尼黑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这位50岁的前军人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在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里占据了好几个页码。从1911年起，豪斯霍费尔就致力于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研究。这涉及到一项奇特的误解——今天中文语境中所谓的“地缘政治学”，本质上是麦金德开创的英美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它承认技术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地理态势之政治潜力的沉浮，并认为在不主动变更国界的前提下，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调控海陆之间的权势分布。而原初意义上的Geopolitik却是一个混合了战略地理学、德意志民族主义以及伪达尔文主义的“纯日耳曼式”概念，它的基础假设包括：一个国家占据的地理空间（Raum）不是由现存的国界所决定，而是与其民族天性以及在世界历史中担负的“天定使命”有关。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天性决定了他们将向海洋发展，从德国这块“无水之地”发迹的条顿人注定要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宰者。但德意志民族在当下尚未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只有在实现了经济（尤其是粮食和战略性原材料）的完全自给、人口的最大限度增长、不必担心外部侵略之虞的前提下，国家才有能力践行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唯一的选择是驱逐那些“不配”占据其疆域的“劣等民族”，为日耳曼人取得“大空间”（Grossraum），如此才合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麦金德的小册子，恰好为豪斯霍费尔提供了一种现成的参照系：日耳曼民族的“大空间”究竟必须扩展到哪道边界，才能确保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
“欧洲新秩序”
豪斯霍费尔（左二）与鲁道夫•赫斯（左四）
1919年底，豪斯霍费尔指定一名学生担任自己的课程助理，此人是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未来的纳粹党二号人物。四年后，赫斯和希特勒因发动啤酒馆政变被捕，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豪斯霍费尔给自己的学生送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并利用探监的机会，对希特勒进行了一番地缘政治学启蒙。这种“启蒙”的成果，在1925年出版的纳粹“圣经”《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希特勒不仅全盘照搬了“生存空间”的概念，而且把豪斯霍费尔设定的向东扩张的路线视为德意志民族的理想出路。一种最初仅仅是纸上谈兵的理论，经过阴错阳差的演化，最终成为了制订政策的准绳。
“二战”前豪斯霍费尔设想的四大“泛空间”，日后成为《1984》中的三分世界的原型
无论是基于海洋人视角的“心脏地带”，还是纯粹德国基因的“生存空间”，本质上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说到底，德国人并不信任亚当·斯密式的全球开放经济空间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政体，他们推崇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中心的“国民经济学”。早在1830年代，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就为一百年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留下了庞大的思想遗产：权势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铁路在资源动员方面的作用，大陆扩张，必要的海外殖民……这种立足于充分自给、不依赖国际市场的论调，在刚刚被1929年全球性大萧条波及的德国尤其有市场。国民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和纳粹种族主义的结合，共同塑造了第三帝国的经济结构。
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指出：工业革命在欧洲的早熟造就了一个数量惊人的城市粮食消费者群体，土地的有限意味着粮食供给只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获得，这显然有悖于“生存空间”自给自足的初衷。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德国在1933年立法建立“世袭农场”，规定此种农场只能由血统纯正的本国公民耕种，不可转卖，亦不可挪作他用。农业从业人员被纳入官方组织的“自治团”，不得改行，每年由国家下达生产指标、并以定价收购产品；城市青年也经常由国家强征前往农村劳动，以弥补劳动力缺口。私人工商业同样按类别组成自治团，工人则被纳入“劳工阵线”（DAF）体系，接受国家管理。1936年后，过去的大型私营卡特尔也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形成一种严格的计划经济。
“德国劳工阵线”的海报，鼓励青年学生下乡参与农业生产
为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避免马克贬值，1936年以后德国原则上只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从事商品进出口。对中南欧那些严重依赖德国市场的中小国家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柏林的“经济协调”指令，从而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定点生产基地：罗马尼亚负责提供石油、木材、大豆和棉花，保加利亚提供肉类、水果和蔬菜，匈牙利出口禽蛋。作为交换，德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农机、化肥、农药和加工机械，但并不补偿这些国家为实现经济调整而付出的代价。换言之，柏林关心的只是确保“主宰民族”的“生存空间”可以得到巩固，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包括仆从国）则尽可能少地承担义务，这也是1941年后纳粹在其欧洲控制区推行的“新秩序”（Neuordnung）的本质。
1940年，“德国劳工阵线”成员进行军事化训练
“新秩序”的领土安排以“生存空间”的初始假设为凭据：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丹麦南部、比利时西部和但泽等存在德意志人聚居区的板块直接“复归”到帝国（Heim ins Reich）国界之内，以为德国人口的增长提供领土，当地的非德意志居民则以强制迁徙等手段加以驱逐。与帝国本土邻接、但由非日耳曼人控制的地区，例如斯洛伐克、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克罗地亚，则以保护国的形式加以统治。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将成为帝国的粮仓和油田，由德国驻军实施军事化管理，这些地区原有的工业设施或者被拆毁、或者由德国企业接收。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国家则按照德国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Walther Funk）的规划，成为柏林主导下的欧洲一体化经济的一个部门：罗马尼亚等多瑙河国家继续扮演战前的燃料和农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并在德国的指导下开发矿藏；比利时、荷兰和丹麦原有的工业体系由德国接收，大部分劳动力转为生产蔬菜、肉类、奶制品和深加工农产品。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负责向德国输送矿石、木材、禽蛋和奶制品，被剥夺了工业产区的维希法国同样将沦为农产品和原料输出国。
在纳粹的“欧洲新秩序”中，罗马尼亚将扮演石油供应者的角色
换言之，通过摧毁欧洲各国原有的经济体系、并将其变为从属于德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供给者，柏林不仅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使各国一旦脱离德国的政治控制就无法生存（因其工业制成品都须从德国进口）。全欧洲的货币政策同样由德国支配，帝国马克为最高通货，本币的汇率取决于该国在欧洲一体化经济中的生产业绩；柏林通过一套多边清算机制来调控欧洲内部的收支平衡，各国的黄金储备则由德国代为“保管”。据英国财政部估计，1940～1944年德国从各占领区掠夺的黄金储备总价值超过5.5亿美元，只有半数左右在战后被索回。
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著名标语“劳动使你自由”。在“新秩序”下，集中营被作为榨取犹太人最后价值的经济单位
在“新秩序”中，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Endlösung）不仅是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甚至也构成一种经济手段。通过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权和公民权、并最终将其送入集中营，已经获得的“生存空间”将为德意志人所独占。至于集中营，它既是一种执行强制收容和虐杀政策的警察机关，也是党卫队中央经济与行政部（SS-WVHA）管辖下的经济单位。犹太人在分批被送入毒气室的同时，还须为设在营区周边的采石场、食品企业、皮革厂和出版公司充当奴工。党卫军甚至把“出租”犹太和斯拉夫奴工变成了一门生意：亨克尔、容克斯、梅塞施密特飞机公司，克虏伯军工集团，法本化学康采恩以及西门子-舒克特电气公司都在东方的集中营设立了生产车间，使用奴工进行劳动。而法本公司正是灭绝营所用的“齐克隆B”毒气的生产商——由囚徒亲手生产杀死自己的工具，这无疑是20世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之一。
中等强国的崩塌
应当指出，纳粹德国并未计划从领土上占领整个欧亚大陆，亦不打算征服太平洋和美洲，这和第三帝国的单一民族特性有关。早在“一战”爆发前，正在日本担任武官的豪斯霍费尔就认定日本也是一个潜在的“主宰民族”，他们将在东亚大陆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建成一个涵盖了中国、印度、南洋诸岛以及澳大利亚的独立“大空间”。进入30年代以后，美洲被认定是另一个有希望的“大空间”，它将由美国主导，控制权掌握在德裔移民及其支持者手中。德国对美日两国的“大空间”甚少觊觎，而乐于接受三个“泛区域”（泛欧、泛亚、泛美）并存的状况——乔治·奥威尔关于“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的理念正是由此得来——因此，纳粹的领土征服目标最远只到非洲，也无意建立英国式的全球性多民族帝国。
1942年纳粹德国疆域达到最盛时期的版图
对德国而言，虽然它通过支配欧洲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经济自主，但在燃料、橡胶、纺织品和稀有金属方面仍存在缺口，需要从国际市场获取；柏林也迫切希望把过剩的工业制品销售到其他地区。由于三个“大空间”各自由一个强国掌控，并且自给程度较高，因此国际贸易也将按计划模式来进行：美、日每年向欧洲输入一定数额的战略性原材料和农产品，换取欧洲的机械、光学器材和矿石。考虑到德国控制了全世界最富裕的单一市场，并且占有某些至关重要的原料产地——以美国的物资进口状况为例，它急需的锑、锰和铝几乎全部来自德国控制区，橡胶、丝、钨砂和锡则要从“泛亚区”输入——它在这类贸易中必然不会吃亏。而美日企业若想打入欧洲市场，则须接受德国政府的“督导”。
最奇特、也最矛盾问题的是对苏联的处置。包括豪斯霍费尔在内的所有德国地缘政治学者都认定，第三帝国与苏联结盟对双方而言乃是最理想的选择；在30年代初的设想里，豪斯霍费尔甚至为苏联也预留了一块“大空间”。这两个国家的结合将使“心脏地带”完全连成一片，创造出无人能及的工业产能（这也是麦金德最担忧的情形）；东欧将由苏德两国瓜分，德国以工业制成品和军事技术交换苏联的石油、农产品和矿藏，苏联的远东港口则为德国提供破解海洋国家贸易封锁的“后门”。1940年底，许多英国分析家已经在哀叹：苏德同盟对欧洲的统治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然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焦虑和意识形态偏执否定了这种前景，他最终步拿破仑的后尘、发兵东侵。
斯皮克曼在1944年提出的新三大板块“心脏地带”、“边缘地带”与“新世界”
从本质上说，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侵俄都是在对抗海洋国家失败之后，为弥补经济缺口而开启的补偿性机制。在颁布“大陆封锁令”后，拿破仑法国无力为欧陆国家提供替代产品，又不可能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只能尝试通过入侵俄国来获得补偿。而希特勒在1940年夏天取得大胜之后，同样面临粮食和燃料短缺的问题：由于无法从国际市场获得石油和食品，且战争影响了德国本身的农业生产，德国占领的疆域最大之时，也是它的经济负担最重之时。唯有立即占领东欧，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耕地和燃料，才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化解经济压力，最终实现自给自足。
希特勒似乎并无完全占领苏联的野心：遥远的亚洲领土对他来说缺乏吸引力；倘若不能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从内部崩溃，则将之驱赶到乌拉尔山以东、令其自生自灭即可。但他显然低估了整件事情的难度。托克维尔在1835年就已断言：“俄国和美国将各自主宰半个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在地理上皆有屏障、难于被外部势力彻底征服，更因为它们在人口、幅员和资源方面超出了西欧国家整整一个数量级。如果把德、法这样千万级人口的西欧工业国家称为“中等强国”，则美国和俄国无疑属于拥有大洲级体量的“洲级大国”。
比较一下主要国家的人口、资源和工业产能，便可以窥见洲级大国的体量优势。1940年德国总人口约7000万，全年钢产量2150万吨，发电量630亿千瓦时；尚未进入战时状态的美国的相应数字为1.32亿、6070万吨和1780亿千瓦时，技术上较为落后的苏联为1.7亿、1830万吨和480亿千瓦时。换言之，已经征服西欧的德国在钢产量和发电量上只是稍微领先于刚刚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苏联，而后者的劳动力总数是德国完全无法企及的。从1940年到1944年，德国人殚精竭虑才把军火产量提高了200%，而美国的军工业规模竟膨胀了整整19倍。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年产量已经达到德国的2.5倍、日本的6.7倍，苏联的军火产量也升至德国的90%。同一年，美国生产的飞机数量（96318架）相当于德国（40593架）的2.4倍，生产能力遭受巨大破坏的苏联由于得到英美从海陆输入的铝材，也生产了40300架，与德国相当；而另一个中等强国日本只生产了28180架。截止到1945年8月，美国的战时飞机产量为德国的3倍，这还没有计算提供给其他盟国的原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等强国甚至也无力逾越洲级大国的天然空间优势。苏德战争前半年，在兵员和机动装备大体充足、且先发制人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地理空间过于广大、环境和气候不利，德军就遭遇了惊人的消耗。从1941年6月到次年1月底，柏林在东线损失了整整94万官兵、3000辆坦克、10万辆汽车和2500架飞机，相当于苏德开战时陆军总兵力的1/3。这足以证明即使是在技术上具备显著优势的中型武装力量，也无力征服一个洲级大国。日本入侵中国的情形亦然。“大空间”的悖论也正在这里——只有在它完全建成之后，德国才有能力和一个洲级大国对抗；但为了建成“大空间”，柏林必须首先在现实中同时与两个洲级大国交战，这就决定了它永无希望实现“新秩序”的蓝图。
1944年，被盟军空袭炸毁的阿沙芬堡“豹”式坦克工厂
那么，轴心国真的毫无获胜的希望吗？1944年，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在遗著《和平地理学》中提出了一种设想：假如日本在1942年春向西进军，自海路席卷印度洋、同时从陆上攻击印度；而德军在全力争夺乌克兰的同时，强化在北非的兵力，就有可能将两国的控制范围连结起来，形成一个濒海的“边缘地带”（Rimland）。德日在中东会师之后，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丧失了海岸线的内陆同盟国将遭到彻底的封锁，外围的英美集团无法经海路对其输送军火和物资，也就无从开发苏中两国在领土纵深和人口规模方面的潜力。如此一来，中苏退出战争、英国因印度独立和能源通道被截断而对德媾和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轴心国控制下的欧亚大陆将独占全世界大部分战略资源，同时对北美实施封锁；而美国面临的将是它的开国者们最恐惧的情况——由于自由政体在其他地区被消灭，它在美国也无法维持下去。
但德国人的所见却不及于此。当美苏两国正以前者提供技术力量和资本、后者提供人力和地理空间的方式展开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增殖其全球权势时，柏林所设想的却依然只是某种基于单一民族、机械呆板的“大空间”。戴高乐的政治顾问、欧洲共同体理念最早的提出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1945年讥讽说，希特勒试图在一切方面模仿拿破仑，却忘记了时间已经过去了130年；在20世纪40年代追逐一种19世纪式的帝国蓝图，不过是那位奥地利画匠的恶趣味罢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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