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被标签化，被片面化的杜拉 斯(组图)

　　今天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百周年诞辰。

　　在这个时代，我们依然在读杜拉斯，她的作品已成为了经典。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读者无法全面了解杜拉斯。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杜拉斯始终以来也一直是一个被误读，被标签化，被片面化的名字。

　　早报记者 石剑峰

　　“2006年，杜拉斯辞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已经有种强烈的感受：杜拉斯的作品正在被经典化。”杜拉斯在中国的研究者、译者，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说。“2011年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在‘七星书库’出版，三四卷2014年面世；她的戏剧进入法兰西喜剧院经典剧目；她的小说更是进入了法国中学会考参考书目中。”黄荭用“不朽”来形容杜拉斯现在在文学上的地位，“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学先贤祠的标准姿态：不朽。”4月4日，今天是杜拉斯的一百周年诞辰，法国全年都有关于杜拉斯的纪念活动，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即将在下月再版杜拉斯作品32种。

　　很少有人读过

　　5本以上的杜拉斯

　　2006年，杜拉斯逝世十周年，法国掀起了杜拉斯经典化过程。又8年过去，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继续在读她的书。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还读杜拉斯？“杜拉斯的东西还是很超前，她的审美、她的语言，比如在《外面的世界》、《物质世界》，你会发现，那就是博客、微信的写作，都很短，都很自我。” 黄荭说，在1980年代后，杜拉斯文字本身很简单，所以特别适合当代人阅读。“她的当下性特别明显。她认为，她的文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她感兴趣的是，她文本提供的是无限的阅读。”

　　2006年，《音乐》、《痛苦》、《广场》、《死亡的疾病》、《夏雨》、《广岛之恋》被再次改编搬上舞台，法国举办了杜拉斯电影回顾展、杜拉斯的手稿展和系列讲座，法国各大报纸杂志也纷纷推出纪念专号或刊登大篇幅的纪念文章。即便在中国，从那时开始，杜拉斯文集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源源不断地出版至今。

　　32本杜拉斯作品单行本、近十种杜拉斯传记……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丁丽洁说，他们准备在下月重版32本杜拉斯作品，“所有封面都换掉。”“她可能是战后法国作家里，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最齐全的一位。但大部分杜拉斯作品的关注度都很低。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读者是无法全面了解杜拉斯的。读过杜拉斯作品5部以上的，很少。”黄荭说，中国读者只是通过《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副领事》、《印度之歌》、《劳尔之劫》几个本子了解杜拉斯，作家模仿最多的就是《情人》。“杜拉斯在中国的接受是很片面的。很多女性作家，都会说杜拉斯、杜拉斯，明确或不明确都会提到杜拉斯。”

　　翻译很火热，但研究不热。黄荭说，推崇杜拉斯的中国作家很多，大家都说喜欢杜拉斯，“你真问喜欢杜拉斯什么，他们也说不上什么。感觉大家都能谈杜拉斯，但到底杜拉斯什么样，这很难说。她已经被符号化了。她属于那种没有读过都能谈论的作家。”“她真的已经成为消费品，以杜拉斯之名。因为我们无法绕开她。她是大家都能谈的作家，是谈资型的作家。”

　　杜拉斯反对自己

　　被小资化

　　黄荭阅读和研究杜拉斯已经快20年，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肯承认杜拉斯是她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哪怕只是之一。我给自己了很多借口：她太自恋，太招摇，太自以为是，文字不是太温吞就是太凌厉……但这些年下来，慢慢地她占据了我书房整整三排书架，以后想必还会更多。”黄荭从硕士论文开始做杜拉斯，从杜拉斯去世前关注她，“这么久时间，没有厌倦，所以我也只好承认，我喜欢杜拉斯。”黄荭在近期也有两本跟杜拉斯有关的作品出版，关于杜拉斯的文章结集《杜拉斯的小音乐》和译作《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

　　黄荭手上在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理解与误读：‘杜拉斯神话’的窥破”，“什么是误读？” “误读是从中国语境来谈的，其实从国际语境也一样。”黄荭说，自从1984年的小说《情人》出版并获得龚古尔奖之后，杜拉斯就被通俗化了。“杜拉斯也意识到了自己被通俗化，以至于后来在某一个时期，虽然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很喜欢，却流露出对《情人》的讨厌。她自己认为这是本车站小说。某种意义上，《情人》迎合了读者的一种小说阅读口味。”因为直到1970年代，杜拉斯都被当作先锋晦涩的作家，她跟新小说运动的作家关系都很好，她的《琴声如诉》就放在新小说的大本营午夜出版社。“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杜拉斯作品也是新小说。比如《广场》，那是最典型的新小说，没有情节只有对话，人物模糊掉了。”黄荭说，《情人》对她恰恰是某种转型。作为读者、译者、研究者的黄荭每次遇到读者谈起杜拉斯，她也只好一遍遍地解释《情人》和现实的“情人”。“情人”最终成为“情人们”。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在那段著名的轮渡桥段，有个经典的句子：“情人们站在甲板上。”黄荭说，“这不是笔误，那么多版本的情人重重叠叠在那。”

　　因为《情人》或者说让-雅克·阿诺的电影版《情人》，杜拉斯不仅被通俗化，也成了小资的标签。“这是杜拉斯自己反对的。就跟昆德拉一样，昆德拉讲媚俗，但现在这个词就是媚俗的代表。”更何况，那部电影并不是杜拉斯本人想表达的《情人》。杜拉斯最初是电影的编剧。但让-雅克·阿诺其实并不喜欢和杜拉斯合作，在杜拉斯生病期间，让-雅克·阿诺绕开了杜拉斯用自己的编剧做了自己的东西，符合他的审美。“跟杜拉斯合作的话，两个人可能是不合拍的，因为两个人的风格还是有很大不同。让-雅克·阿诺想要拍的是有点像《走出非洲》的《情人》，他希望拍的是自传性的电影，但这肯定不是杜拉斯想要的效果。”

　　一个触角特别多的作家

　　可是黄荭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认为，误读也是一种理解。“误读使得她的作品得以流传。如果只把她当作学院派作品去理解、阅读，对杜拉斯也不见得是好事情。杜拉斯很有远见，她认为只被知识分子阅读并不是很好的事情。她的理想是小学生都能读她书。”前些年，杜拉斯作品被收录到中学会考指定书目，这让杜拉斯在年轻人中阅读很广。“她属于法国中学生最喜爱的当代作家。”杜拉斯作品进入七星文库，被经典化，但经典的杜拉斯在法国有非常明显的在场性，“感觉她还是很活跃，大家都在读她的书，看她写的戏。”杜拉斯这个人和她所有作品成了一个研究的中心，“她的每个局部都值得研究，通过她的这扇门，通往其他作家。”

　　几乎每年都有杜拉斯的传记出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杜拉斯身边的人都写过杜拉斯传记。“因为杜拉斯是一个很有卖点的作家。在法国，《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琴声如诉》都有点评本，学生精读使用。国外对杜拉斯的研究远远超过波伏娃（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领导者），这股潮流没有停止的趋势。”

　　被杜拉斯纠缠了20年，成为她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杜拉斯到现在为什么还吸引我？因为她是一个触角特别多的作家，她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很多领域都有涉猎，在杜拉斯的写作里，任何话题都可能成为文学素材”，“她会写到菜谱，写怎么做菜，怎么炖牛肉煎鸡蛋”，经由她打开的是一个非常丰盈的世界。文本内容的丰富性，很多法国作家都有这样的特质，“但其他作家没有像杜拉斯那样明显。比如索莱尔斯，但他的碎片太精致了。在某种意义上，杜拉斯有一个态度，她对知识其实是有质疑的，她认为不知才是真知。杜拉斯质疑学校教的东西。索莱尔斯是掉书袋子。” 杜拉斯其实是好学生，她的数学学得很好，杜拉斯的父亲是数学老师。

　　在写作中学会写作

　　杜拉斯、波伏娃、克里斯蒂娃是战后法国知识界最重要的女性，“我更喜欢杜拉斯而不是波伏娃。因为波伏娃是书斋型的，她很会运用知识。而杜拉斯给你的恰恰是真正情感和生活的部分，这离克里斯蒂娃就更远了。” 杜拉斯、波伏娃都来自左翼，都在女权运动和战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发声、介入，但她们始终属于不同的圈子。“她也介入了，但世界津津乐道的是加缪、萨特和波伏娃。世界没有谈她的介入。”黄荭说， “她和波伏娃多少有竞争关系。多少也有嫉妒心，甚至他们俩可能有几乎一样的情人。”

　　“共产主义是她一生的理想，她说她至死都是共产主义者。不过她不喜欢党组织，所以不是共产党人。”黄荭说，杜拉斯和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一起加入由密特朗领导的全国战俘和集中营犯人运动。1944年6月1日，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和他姐姐一道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遣送到德国的达豪集中营。在那次被捕事件中，因为密特朗的警觉，杜拉斯才幸免于难。罗贝尔从达豪集中营活着出来，大姑子没能活下来。这段经历，杜拉斯与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有过详细对话。杜拉斯不是犹太人，在经历了这个事情后，她认为自己就是犹太籍身份。

　　杜拉斯、波伏娃、克里斯蒂娃三个女性分别从三个侧面去理解知识。“即便她们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也属于不同的波段。但某种意义上，杜拉斯让我更觉得她是女性和母亲，而另外两位都是哲学家，她们是女人的身体，有女人的感悟，但是男人的思想。”黄荭说。

　　杜拉斯学者也还在继续研究她的写作，解读她的思想，“有专门就某个作品谈论，或者主题性研究，比如研究杜拉斯的童年诗学。还有专门研究她的电影。”1966年，杜拉斯开始拍电影。她推崇作家电影，反对商业电影，“用（作家）电影杀死（商业）电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挑战了观众的理解力，而绝不迎合观众的趣味。”在访谈集《话多的女人》里，杜拉斯谈电影，她认为只有年轻人能理解，电影反映出来年轻人的心态。“她那个时候的电影沉闷，节奏缓慢，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缓慢、固定镜头，潜在的是革命意识。这是她当时想传递的。她认为年轻人懂她。当时也有年轻人对她说，你拍完这样的电影，你以后还能干嘛？年轻人认为她的激进已经到头。”

　　“她要去电影中寻找文本中没有找到的东西。其实电影也没有给予她想要的东西，到了1980年代，她又回到了写作。所以，对于杜拉斯，不是电影、戏剧、小说等这些类型去定义她，其实对她来讲，她自始至终都在书写，即便是镜头，也是一种书写。”在《印度之歌》出版的时候，书下面就印着“文本戏剧电影”，黄荭说，“她试图突破文本的界限。”

　　不论小说、散文、戏剧、还是电影，杜拉斯的主题永远是我，“她写下了自己整个的人生”，黄荭说，“我这么做就像一个傻瓜，这样也不错，我从来没有自命不凡。写一辈子，在写作中学会写作。写作不会拯救。这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