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微观方面。大企业中对制裁的厌恶情绪触手可及。在3月末,德国企业巨头西门子的首席执行官乔·克泽尔飞到莫斯科会晤了普京,并宣称“我们支持与俄罗斯企业保持令人信赖的关系”。西门子向俄罗斯国有铁路公司出售高速列车。2011年,埃克森美孚公司与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合作生产协议。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最近表示合作在正常展开。
制裁的历史记录充其量也不过是好坏参半。
彼得森研究所对从1914年至2000年的204件制裁案例的研究判定其中有2/3是失败的。制裁没能导致卡斯特罗的垮台。
制裁没能阻止朝鲜制造核武器。尽管制裁可能迫使伊朗真心实意参加了有关其核计划的谈判,但还没能迫使伊朗对核计划作出重要改变。
制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受到制裁的国家相信其他目标(包括生存)比经济得失更为重要。制裁也是可以规避的。要想取得成功,制裁措施必须得到广泛遵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1980年,吉米,卡特总统曾限制对苏联的谷物出口。但以阿根廷为首的其他产粮国填补了这一空缺。
经济战通常对交战双方都是代价沉重的。普京的中心认识是对方厌恶风险。尽管制裁可能还会加强,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许多美国企业高管认为制裁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命题:美国企业失去在外国的销售额,而美国政府也实现不了其政治目标。由于与俄罗斯的关系更为密切,欧洲会有更大的保留。欧洲也害怕切断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后果,尽管来自俄罗斯的供应只占到欧洲总能源需求的大约7%。
普京经济学的本质是利用这些担心。原本应该压制好战举止的集体性商业行为将失去其大部分的遏制力。
(原标题:《华盛顿邮报》:“普京经济学”挫败西方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