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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利用市场力量来实现节能减碳的目标并非一帆风顺。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7个城市开展了碳交易试点。然而，密集推进中的碳交易却遭遇了“开门红火，交易冷清”等诸多推进的不易，碳核查的准确性、配额的分配、法律法规的保证等都成为考验。
作为世界第一大能耗和碳排放国家，我国如何才能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地刺激企业和机构在节能减碳方面的投资和创新？
这一问题也是山东省科学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勇，在作为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访问学者期间，主要研究的课题之一。
美国加州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其碳交易市场从2008年的法律认可到2013年正式运转，经历了长达6年的准备时间。加州利用6年时间审视了从2005年启动的欧盟碳交易市场以及其他市场的经验和教训，被全球公认为效果最好。
26日，结束了为期一年多赴美研究的周勇，针对加州碳交易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梳理，向经济导报记者阐述了可供我们借鉴的加州经验。防止排放“泄漏”
利用碳交易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首先要防止排放“泄漏”。
加州碳交易项目决策者认识到，如果企业为了摆脱加州的限制而将生产移到没有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和要求的州或地区，总体排放不仅不会降低反而可能会上升。这就会产生排放的“泄漏”。于是，加州在项目开始初期对这些企业免费给予较多的排放权份额，但是在项目后期必须购买拍卖的配额。
“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加州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周勇说，在确定每个工业行业能够分配到多少免费份额来避免排放权“泄漏”时，加州建立了基于排放效率对标的方法。也就是说，能效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排放份额。加州为每个工业行业都制定了排放效率标杆，并会定期更新。同时，加州也考虑了工业生产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坏而波动。因此，当经济出现下行时，工业企业则获得较少的排放权份额。
周勇进一步介绍说，加州采用了“一个产品，一个标杆”的原则建立排放权标杆，也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避免排放权标杆因为技术、燃料种类和使用情况、企业规模和年份、当地气候和原料质量而不同。工业部门的配额量按照该行业平均排放水平的90%进行分配，并逐步下降。这个排放平均水平是基于企业的能效水平对标而计算得出，从而奖励高能效的企业。按照企业的产量和效率水平，每年对企业的配额数量进行调整和更新。根据产量和行业先进值分配配额
在碳交易市场中，份额如何分配以及每个耗能企业具体分配多少，会影响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效率及公平。这也是国内碳交易试点推进中让决策者们头疼的问题。
加州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此进行了充分考量。其排放权的分配不是基于企业的排放量而制定，而是基于企业的产量以及每个行业的先进值，进而对高能效的企业给予奖励。
“这避免了欧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出现的问题。欧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项目初期，根据企业过去3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制定排放权份额，这样的结果就是奖励了相同情况下排放量最高的企业。”周勇说。网络直播的听证会超70次
在加州排放权交易项目制定阶段，与公众的互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加州政府部门公布了排放企业名单和排放信息，建立多个咨询委员会，邀请多方利益代表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举行网络直播的研讨会，广纳建议。
“在‘总量管制和交易’以及‘强制上报’ 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期间，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举办了超过70次网络直播的研讨会/听证会。并与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进行上千次会议；同时提交了大量的书面材料、评论和论文。”周勇说。
周勇认为，相比之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从项目开始到市场的启动，筹备时间非常短，对市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如何应对的解决方案缺乏详细的全盘考虑和定量分析研究。一些地方机构，仅仅觉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热点项目就匆匆跟上，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需要的法律准备、政策研究、影响评估、数据要求和其他配套措施缺乏了解和研究。
“国内碳交易上得急、上得快，一方面显示我们国家采用市场化方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很大，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去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因为时间太短，在宏观和政策层面上，定性、定量的全面深入系统研究较为缺乏，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尽快补上。”周勇说。
深圳于去年6月启动我国首个碳交易平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曾经主导了深圳碳交易量化及核查标准的制定工作，该院一名工程师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曾坦言：“数据的核查是难点。”
在周勇看来，我国传统企业的数据上报体系，不能作为金融衍生品的碳交易的基础数据。而对企业碳排放数据进行有权威的第三方认证，则面临合格的认证机构和人才很少的严重制约。碳核查也使众多的企业增加了成本，而且以后每年都会有这块支出。但是，如果没有可靠、准确的数据，作为金融衍生品的碳交易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作者：王伟
本文来源：大众网-经济导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