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门：
定价机制推高药价
除了中间环节层层加码，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看来，造成国内进口药品价格虚高的原因，是国内药品的定价机制决定的。作为药品流通终端的医院，实行的是药品加成制度，药品成本越高，医院的盈利就越大。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药事管理教研室史录文教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据其介绍，药品在内地和香港价格不同，除了与经济水平、用药习惯、公众认知度、医生用药习惯有关外，也与内地的药品价格机制有关，药品15%的加成抬高了药品价格。
药品加成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彼时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允许医院实行药品加成销售。如今，药品加成已成为医院的重要经济来源，约占医院收入的四五成。
牛正乾指出，药品加成制度带来三大问题，一是购进药品价格越高获利越多，所以公立医疗机构不可能去采购低价药；二是使医生索取回扣的行为与医疗机构销售高价药品的利益驱动高度一致；三是让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畸形竞争。
“我们国家药品的定价制度是严格由政府管理的，所以在价格上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归根结底是由于政府定价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带来的。”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表示，行政定价的机制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价格，也不能反映产品的真实成本的情况，所以政府应该减政放权，管少管好。
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曾提出建议，成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药品生产、定价、核价、监督一体化的药品评审委员会，改变目前由发改委定价、由药品监督局审批新药等众多行政环节。“对药品价格采取公开听证制度，公开药品生产成本和出厂价格，政府部门加强对药品生产成本的核算，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像我国台湾等地一样，由药品生产企业在药品的外包装上印制零售价格，并公开各级药品在销售总金额中的加价比率。”
牛正乾则建议从根本上将医疗和药品剥离开，以香港为例，政府对医院出售药品的补贴有一定额度，在此情况下医院卖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对药品加价的热情自然没有那么高。
三重门：
行贿成本加进药价
商业贿赂是药价虚高的又一个幕后“推手”。
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环节各个审批环节和药品公关贿赂的灰色成分，最终也都加在价格上。业内人士指出，零售价高于出厂价数百倍的药品并不罕见，在巨大的利润“蛋糕”中，很大一部分是给医院和医生的回扣。
据介绍，一种药品要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上，药企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首先要想办法通过招投标程序，进入省一级药品集中采购目录；其次是进入地市一级卫生管理部门的药品目录。
某医药公司销售区域经理表示：“要确保药品进入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目录，一些厂家或药品经营企业负责对组织招投标人员行贿，并通过围标、串标等手段确保中标；进一步，为了入围地市一级确标的药品目录以及医院采购该药品，地区一级的医药代表要负责 搞掂 卫生、药监和医院相关负责人。”
进入中标目录仅是第一步，即使中标，医生在诊疗时仍可开不同的药品，这就还需要“再公关”。为了让医生多开药，医药代表们各显神通，竞相争夺医生手中的“处方权”。有的赞助学术会议，有的安排出国考察，有的干脆赤裸裸给现金。
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葛兰素史克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少数医药行业组织、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赛诺菲被曝通以“研究经费”名义，向70多家医院的500余名医生行贿169万元。这一系列“贿赂门”事件，掀开了医药购销“潜规则”的冰山一角。
攻克这一道道关卡的成本，则都被转嫁到了患者身上。葛兰素史克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在接受调查时称，运营费用在药价中占比达20%-30%。有媒体梳理了近三年来被披露的相关数据，发现其中医药代表用来给医疗系统“做关系”的成本，少则占到药价的5%，多则能达30%以上。
在于明德看来，在业内，与医疗腐败直接关涉的“灰色支出”占最终药价的20%是一个平均值。调查显示，药品生产企业给经销商的“营销”费用一般是药品中标价的50%左右，区域经理一般将其中15%左右用于“公关”当地卫生、药监等部门相关人员，将其中30%左右给予二级代理及下线业务员，这些下线人员负责“公关”各家医院，给医院负责人及科室医生的“好处费”占其中25%左右。
“如果一查一个准，说明不是某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制度出了问题。”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建议，改变药品器材流通秩序的方法是建立起“三统一政策”，统一招标，统一采购，统一结算。具体而言，就是以省为单位，进行公立医院集中招标采购，以“量”换“价”，利用集体谈判的优势，降低适宜药品和适宜耗材的价格，压榨厂商利润空间，防止“回扣”现象的发生。
有专家建议，要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医药贿赂事件，需要改革医疗领域的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力度以及增强医疗领域的透明度。
南方日报记者 赵兵辉
实习生 罗梓健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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