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助长性侵之势
近来，长时间被忽视的性侵未成人事件以“井喷”势态进入了公众视野。与此同时，法院办理此类案件总数也呈上升趋势。但在法院内部人士看来，与发案数相比，走法律途径维权的家庭还是少数。
究其原因，安徽凤阳县检察院检察长张平龙发文表示，首先是报案难。“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家丑不可外扬’。这一观念可谓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在那些偏僻的农村更是如此。家长认为孩子被侵犯是‘丑事’,到处张扬会有辱门楣。”
例如，在河南桐柏性侵案中，那些遭受56岁班主任侵犯的女童中，有的家长在自己作为其学生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遭遇，可是他们选择了隐忍，于是同样的不幸再次降临到了自己下一代的身上。
除了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纵容，有的家长即使有追责的意识，往往也会采取“私了”的方式，只有通过“私了”无法解决时才会考虑到报案，走法律途径。
另一方面，张平龙表示，很多时候家长也无从报案。“因为很多孩子由于性教育缺乏，对于性侵犯这个行为根本就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是‘猥亵’和‘强奸’，不明白侵害人行为对其自身的意义，没有及时告知父母造成延误。”
其次是立案难。张龙平进一步分析，对未成年人性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犯案人数多，时间长。“万宁案“涉及6名女生，安徽潜山校长在长达12年时间里曾侵犯9名女生……
之所以此类案件持续时间长，受害人众多，主要是因为熟人作案，与受害人长期相处不易被发现。这种犯罪的隐秘性导致其能够屡次长期进行，对侦查也造成困难。
据张平龙了解，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并非立即立案，而是预先审查涉案犯罪的基本事实，能够证明所报案件涉嫌犯罪时才予以立案。
“但是这个标准并不适合性侵未成人类的案件，因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在其遭到侵犯之后，并不懂得保存证据以及如何保存证据，更不知哪些属于证据的范畴。如果等孩子或者家长自己提供证据，将会错失惩罚犯罪的最好时机。”张平龙表示，这也就涉及到取证更难的问题，在长期犯案且发案后很久才会被发现，许多证据已经被破坏，比如留有体液的内衣被清洗等。
对此，张平龙的建议是，公安机关对于此类的案件应该立即进入侦查程序，并且加大打击的力度，增加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成本，以此来遏制犯罪。
缺乏专门法律的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专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其中第63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专家认为，这个处罚力度太弱，违法成本不足以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构成威慑，“之所以发生校园性侵，是老师道德失范，但是这个标准矮化了该行为，这更应是法律层面的问题。”
据了解，香港警方在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时，全程都坚守“保障未成人的最大利益”理念，坚持一次会谈和保密原则，具体的办案模式是多机构参与、设立专门的办案程序、在家居环境下调查访问、一站式的调查取证，这些做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而台湾的教师法通过校园性侵条款，规定“隐匿性侵者终身不可为师”。
“针对目前这种高发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我们该从立法层面进行规定，更好地保护其权益。”有法律界人士如是说。
此外，《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是权利的最后保护屏障。
根据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犯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而犯强奸妇女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其中条文注释中说明，妇女、儿童，分别指十四周岁以上的女性和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也强调了奸淫幼女要从重处罚。
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并未有针对男性“强奸”男性的司法定义。14-18周岁的男童也同样被游离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外。有关男童性权利的保护在法律上的空白让一些施虐者钻了空子，凸显了司法的尴尬。
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儿童暴力调查，调查涉及陕西、广东、浙江、湖北、黑龙江、北京等6省市3577名在校青少年，数据明显显示，男童和女童遭受性骚扰的比例正在上升且非常接近。
再者，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尚未针对所有刑事犯罪建立普遍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未成年人性侵案中，精神损害赔偿也较难获得，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与阴影存留时间比较长。
今年5月，最高法院公布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其中鲍某某强奸、猥亵儿童已被执行死刑。
著名学者陈卫东曾评价道：“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是指导各级法院审判的一种方式，代表了最高法的观点和立场，其评判对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照标准。不过，不同案件有不同的特点，典型案例只对审理起指引作用，这与英美等国具有法律效力、能作为审判依据的‘判例’不同。”毕竟，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只能作为参照，不能作为普遍的审判依据，还是要通过立法完善才行。
谁教孩子防范性侵犯？
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大概有20%—25%的孩子会受到性侵害，一些国家甚至高达35%。可见，未成年人的性侵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发展之路上的一颗毒瘤。
据专家介绍，无论是女童还是男童，未成年人一旦被实施了性侵犯，都可能出现情绪紧张、恐惧、对人失去基本信任、认为自己不洁、厌烦过去喜欢的活动等“后遗症”，如果事后没有获得适当的关怀和引导，很可能影响他今后对异性的看法和他的性取向。
校园性侵事件的频发，使得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教育从业人员的素质与道德。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出台“一票否决”的规定，将教师长期以来的“铁饭碗”打破：规定5年对老师进行一次考核，考核不合格将失去教师资格。而在所有考核项目中，“师德”可以“一票否决”。
专家认为，这项举措为保护学生、减少甚至杜绝教师中的禽兽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不过，也有人担心，有关“一票否决”毕竟是机制内的，若是采用内部处理的方式，脱离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所谓的“一票否决”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在法律尚未完善的前提下，倘若要说有什么方法能尽快帮助孩子，那就是立即启动儿童的性教育防范课程。
事实上，早在教育部2007年发布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就曾将“性侵害”和自然灾害、校园暴力等一起列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范畴，要求学校培养中小学生面临突发事件自救自护的应变能力。
该纲要规定，初中生要学会应对敲诈、恐吓、性侵害等突发事件的基本技能，防止性侵害的安全教育非常必要。
但现实中的问题在于，很多学校不仅性侵害教育一片空白，就连国家规定的性教育课程也没有认真执行。对于性知识的回避与歪曲使得未成年人无法正确地对待性，因而在受到侵害时不知所措甚至选择沉默。
链接：
2013年6月1日，由中国教育学会理事鹿永建起草，山东省中小学家长委员会项目组、北京爱加倍关爱家庭促进中心、近两百所中小学部分教师和家长共同完成了《中国少年儿童反性侵六大要点》。
《要点》呼吁，有稳定道德能力的成年人、每个少年儿童都行动起来，不给任何施虐者机会。具体要求如下：
1.成人不把孩子交给不能确定完全可靠的人。
2.注意孩子异常举动——可能是被性虐待或骚扰的信号。最好成人和自己孩子一起上下学，或送他们乘坐校车，按时去接。
3.采取措施避免女孩逛商场时被性侵害。美国一些妈妈给女孩束上短皮带以防穿行商场时遭骚扰。
4.掌握男女交往礼仪，杜绝不合礼仪举动。这包括身体被内衣和背心覆盖的所有敏感部位不应被别人碰触；如果发生，儿童须先向父母报告。
5.不让青春期男孩照看小女孩。青春期男孩由于性饥渴可能引发性虐待。
6.成年人引导少年儿童谨慎交友：不随他人进歌舞厅、游戏厅；不接受品行可疑少年或成人邀请；不独自夜行游玩，不在同学和朋友家留宿；不与网友约会。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王若翰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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