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文凭”的研究者
如何研究黑猩猩以及从行为观察中能推导出哪些真相的问题，自考察初期就一直在困扰珍·古道尔，但随着第一个野外考察期的结束，这些问题的答案慢慢明晰了起来。就在此时，路易斯·李基告知珍，说自己准备把她招入剑桥大学攻读动物行为学（ethology）的博士学位，对珍来说，这绝对是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好建议。
但顶着这个博士头衔也让珍·古道尔生出了不少烦恼。首先，她毕竟缺少一个学士学位。其次，她一直渴望能成为一名博物学家或者新闻记者，而现实的“科学家”头衔与她的梦想却相去甚远。“我当时对动物行为学的概念一无所知，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门专业其实就是研究动物的行为举止。”入学剑桥以后，在专业前辈和他们对野外考察的传统信念面前，珍·古道尔很快发现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有人告诉我，说我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是错的，这的确令人感到有些震惊。”当时她已经在冈贝考察了15个月，收集了大量的野外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是通过对某些黑猩猩个体的耐心观察而得到的，珍还给这些黑猩猩分别取名为灰胡子大卫、麦克、奥利和菲菲。但这样的拟人化研究并没有博得剑桥学究们的欢心，在他们眼中，为非人类的动物赋予个性和情感属于拟人观（anthropomorphism）的研究范畴，与动物行为学毫不相干。“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以实际行动告诉我，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珍说，实际上，她所说的老师是指自己的小狗拉斯蒂。“这些人认为人类无法与那些大脑相当发达的动物们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和谐共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动物也拥有个性。”最终，珍·古道尔以实际行动对这些传统观点予以了回击（珍看起来温文尔雅，实则相当强悍），1966年9月，她正式成为了珍·古道尔博士。
1968 年，原本小小的冈贝野生动物保护区正式升格为坦桑尼亚冈贝国家公园。当时珍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接受了一份研究资助，《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数篇文章以及传记电影《古道尔小姐和野生黑猩猩》中清秀且执着的形象也让已经结婚生子的珍·古道尔誉满全球。为了稳定下来，她在先前野外考察营地的基础上设立了冈贝河研究中心（Gombe Stream Research Center）。1971年，她出版了畅销书《黑猩猩在召唤》（In the Shadow of Man），描述了自己早期在冈贝丛林的研究和冒险经历。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她开始召集研究生以及其他研究学者前往冈贝，以帮助收集黑猩猩的相关数据和展开其他研究。虽然珍·古道尔对现代灵长类学的影响力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路易斯·李基，但在冈贝丛林中默默无闻做着研究的一大帮学者们却是这种影响力的真正来源，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位即安妮·普西现在是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专业的教授和主席，她同时也是珍·古道尔学院（设立于1977年）灵长类研究中心的主任。除此之外，普西还有一项重任在肩，即保管22个装满野外科考数据的档案柜，这些用英语或斯瓦西里语（Swahili）记录的笔记本、日记和表格就是五十年冈贝黑猩猩研究的最好见证。
丛林并非伊甸园，猩猩研究并非坦途
五十年的研究历程只因为一次突发事件而被迫中断过。1975年5月19日的夜里，三位年轻的美国人和一位荷兰籍女性被游荡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扎伊尔反叛军绑架了。虽然四名人质最后被释放了，但对于冈贝河研究中心来说，敞开胸怀随时迎接海外研究者和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们前来，似乎已不再是明智之举了。
邻国泛滥的人为冲突并不是困扰冈贝的唯一灾难，黑猩猩之间的政治暴动也会酿成惨剧。凯瑟克拉（Kasekela）族群是冈贝黑猩猩研究中研究人员们主要关注的对象，自1974年开始，这个族群就对较小的卡哈玛（Kahama）族群发动了一系列的血腥袭击。这段侵略历史就是冈贝编年史上著名的四年战争（Four Year War），战争导致了不少黑猩猩个体的死亡，卡哈玛遭到灭族，它们的领地也被凯瑟克拉吞并了。甚至在凯瑟克拉族群内部，雄性黑猩猩之间为争夺首领位置而爆发的斗争也同样高度政治化，并充满了肢体争斗；而黑猩猩母亲杀死敌对雌性的儿女这样的恶性事件也发生过多次。“当初踏入冈贝的时候，”珍写到，“我以为黑猩猩比人类善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其实它们和人类一样可怕。”
冈贝从来就不是伊甸园，这里危机四伏，恶疾肆虐。1966年，这里的猩猩群就遭遇了疾病打击（有可能是从邻近人类身上感染的脊髓灰质炎），有六只黑猩猩死亡或失踪，还有六只部分身体偏瘫；两年以后，呼吸道疾病（感冒？细菌性肺炎？）又在猩猩群中间蔓延开来，这一次灰胡子大卫和其他四只黑猩猩失踪；1987年年初，九只以上的黑猩猩死于肺炎。这些疾患表明了黑猩猩易于感染人类携带的病原体，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冈贝做研究的科学家们如此强烈关注猩猩的传染病问题。
随着国家公园之外的景观变化，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了。数十年来，住在村落中的村民们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从陡峭的山坡上砍柴火，种庄稼，旱季的时候烧荒施肥，依靠不少的粮食生儿育女，养家糊口。上世纪90年代早期，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让冈贝国家公园变成了一个面朝坦噶尼喀湖的生态孤岛，其他三面被人类环绕。在这座孤岛上住着不超过100只黑猩猩，以保育生物学的标准来看，这个数目并不足以长期维系一个种群的存活，近亲繁殖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比脊髓灰质炎更具传染性比肺炎更致命的传染病会让黑猩猩族群不复存在。珍意识到，除了继续研究这种天真可爱的类人猿之外，人类还必须得为在劫难逃的它们做点什么。而且不光是黑猩猩，我们也必须得为那些可怜的人们做点什么。
在公园附近的一个城镇里，珍遇到了一位德裔农业学家乔治·施特龙登（George Strunden）。在他的帮助下，珍于1995年首次发起了坦噶尼喀流域造林和教育计划（TACARE），并在24个村落建立了树木苗圃。该计划旨在遏制对山坡树林的滥砍滥伐，保护村落水源，通过帮助村民植树最终将冈贝国家公园和外围的小片森林（那里也住着一些黑猩猩）重新连接起来。例如，在冈贝以东 16公里一小片被称为奎坦加（Kwitanga）的森林中就生活着数量不多的一群黑猩猩；而在东南边约80公里处，一个名为玛斯托-乌加拉（Masito-Ugalla）的生态系统则养育了500多只黑猩猩。通过再造林将这两个区域中的任意一处与冈贝连起来，公园里的黑猩猩就会因为基因流动和种群规模的扩大而受益，但它们也可能会因为其他族群的疾病扩散而受到打击。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上述计划都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但珍和自己团队通过社区合作、减少焚烧和天然林再生等恢复形式，一步步小心且耐心的按计划行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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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