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人物志之还原韦昌辉

早在太平天国如日中天之际，在湘军曾国藩帐下有一位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张德坚编写了一本“敌情大全”，叫《贼情汇纂》，这部被后来许多史学家称许为“太平天国前期最翔实纪录”的小册子的第一章就是“首逆事实”，罗列了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洪大全、秦日纲、胡以晄九名“首逆”的个人信息和简历，其中洪大全其实是湖南天地会招军堂首领焦亮，不是太平天国核心人物，姑且不论。其余八位的确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首脑人物，按照清方的标准正是“首逆”无疑。

在介绍这八位生平事迹前，张德坚简单描述了一下各人的面貌特征、性格特点等等，无一例外地，他们的评语都是“性格狂悍”、“阴柔奸险”之类，这也不难理解，在清朝基层干部张德坚眼里，“首逆”们自然不会有一个是好人。与之相反，太平天国的一些书籍，如《御制千字诏》、《天情道理书》等，自然将自己的领导夸得花好桃好，半人半神，甚至干脆就是神。

这里面唯一的例外就是韦昌辉了，俗话说得好，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在彼为忠臣，在此则为贼寇，立场决定评价，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而韦昌辉却不然，他自始至终被清廷视为首逆，却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内讧中从神变成鬼，以前的荣耀荡然无存。也就是说，他是唯一一个被敌对双方都否定的太平天国首脑人物。

首义元勋还是投机分子？

建国后的不少著作将韦昌辉说成“投机分子”，认为他是“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其理由有二，一是他后来“叛变革命”，二是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是地主或富农。

韦昌辉谱名志正，通称“韦正”，昌辉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改的名字。他是广西桂平金田村人，据说祖先是明代从外地迁来的客家，父亲叫韦元玠，据清方史料说“家资累万”，阔气得很，其实是不确的，民国时专家在江口墟三界庙发现一块《重修三界庙碑》，碑上清清楚楚记载“韦元玠捐银四文”，当地人对敬神修庙十分隆重，倘真是财主，绝无捐款四文，还喜滋滋刻在石碑上的道理，当地人称，韦家每年“收租谷二百余担”，照这个数目看，也就是个一般的小地主。

金田村当年据说有600多人口，其中最多的是谢姓，有300多人，其次是黄姓，仅有100人出头的韦姓不但人少，而且是外来户，经常受二姓欺压。据说韦家虽然较富裕，但地位低下，世代未出过一名秀才，韦元玠为争口气，就帮自己的长子韦昌辉捐了个监生的功名。这年是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1849年，这时洪秀全、冯云山已经在金田闹得有声有色了。

据传冯云山刚进紫荆山，就已认识了韦元玠、韦昌辉父子，金田村地处紫荆山和桂平平地之间，是进山的必经之路，同为客家人、读书人的冯、韦很早结识，并不足奇，但没有迹象表明，这时的韦家父子要“投机”冯云山的革命事业，韦昌辉此时“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俨然一个民间律师的做派，而他的父亲韦元玠在1849年已满81岁，丰衣足食，有5个儿子养老送终，似乎也不会有多少革命热情。

转折点似乎就出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中旬，韦元玠的八十一大寿。

为了让寿星老过个体面的生日，韦家请人弄了块匾，刻上“成均进士”四个字（也有说是“成名进士”的），“成均进士”是监生的美称，韦昌辉挂一下是可以的，但让韦元玠挂就有些不合适，偏偏邻村有个土著蓝秀才，一直瞅韦家不顺眼，就趁人不备，把“成均”俩字拿刀子剜去，跑到县衙里告韦家违反制度，私自挂“进士”匾额。要知道进士和监生在功名上隔了好几级，这罪名可就不算小了，最终韦家强龙敌不过地头蛇，给判了个罚款300两。

韦家只不过是小财主，并非了不起的大款，一个连修庙这样大事都只肯捐4钱银子的乡绅，一下给讹去300两，这口气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拜上帝会就在这时候向他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当时已动辄扮耶稣下凡的萧朝贵，特意以耶稣的名义赠寿诗一首：年霄花景挂满堂，玠人此钱自由当；为子监生读书郎，正人子前二萧凉。

说老实话，这耶稣的诗除了合辙几乎完全不像一首诗，甚至不怎么像“人话”，但在愤愤不平的韦家看来，这就是雪中送炭的义气，更是可以倚靠的一棵大树。八十多岁的韦元玠感动之余，不仅将全部家财捐献给上帝会，还极力鼓励韦昌辉入伙。后来韦昌辉被洪秀全杀死，终太平天国一世未能平反，而被牵累死在那场大乱中的韦元玠，却在庚申十年（1860年）被追封为“开朝王伯、爵同南（冯云山）”，享受起和杨秀清、萧朝贵父亲同等的政治待遇来，可见其早期对拜上帝会的贡献，实在大到让洪秀全难以抹煞和忘怀的地步。

这年八月，在杨秀清、萧朝贵的安排下，洪秀全住进金田韦家，八月二十三日，通过萧朝贵所传“耶稣”的圣旨，韦昌辉被确认为上帝的亲儿子、耶稣和洪秀全的亲弟弟，正式成为领导核心的一员。

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个家族人多势众，且人才辈出，是金田起义最可倚赖的骨干力量，与杨秀清、萧朝贵最猜忌的天王表亲赐谷王家关系密切且性格倔强的石达开相比，韦氏离紫荆山最近（石达开是贵县人），性格又柔和顺从，因此更得杨、萧信任，不但把大本营设在韦家，而且经常让韦昌辉担任调兵遣将的工作。

据金田父老相传，韦昌辉家是打造各种兵器的作坊，为了掩饰打铁声，韦昌辉故意在塘里养了一群鹅，用鹅叫声掩人耳目。“文革”后曾有文物专家在池塘边挖出大量木炭、铁块，更早时还挖到无数破瓷碗，可见口碑的记载是不错的。

1850年，洪秀全、杨秀清发出金田团营令，两广各地的数万会众聚集到金田村，这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在韦宅举行庆典，宣布举兵，第二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后，几万太平军从金田出发，沿着大黄江东下，踏上了长达十四年的征途，韦家举族从军，据说参加者有“千余”，事实上韦氏在金田不过百人，加上附近的族人也只有数百人。

这些出征的韦氏子弟大多未能还乡。韦昌辉的弟弟韦亚孙（可能是韦志先）、韦十一（可能是韦志能）1851年8月28日战死在紫荆山的要隘风门岰；韦志能的儿子韦以德1854年11月24日战死于湖北半壁山；韦昌辉的叔叔韦元珖则在1852年4月6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后不久，被清军大将乌兰泰追击，死于城外古苏冲一带；韦氏族人韦得玲1854年战死于安徽太平府。

韦家这样家境尚好、本应成为清廷基层统治基础的家族，缘何成为反清的中坚？

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匮乏，加上白银奇缺，导致用白银结算的田赋和杂捐水涨船高，令韦昌辉这类典型的“耕读之家”受到极大冲击。韦氏是所谓“来人”（到广西时间很短的客家），备受土著世族排挤，地方政府又因循颟顸，伸冤无门，最终逼得他们不得不寻求“非常途径”，上世纪30年代简又文等前辈去当地采访时，不少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许多类似韦家这种小业主、小自耕农，是如何被官府、乡绅们一步步逼上绝路，最终向洪秀全的上帝寻公道的故事。由此可见，尽管太平天国所走的道路引起许多争议、乃至非议，但其爆发的根源却是清廷的腐朽，和地方经济的崩溃，即使没有洪秀全和他的上帝，“官逼民反”也是必然结果——当年在两广多如牛毛的会党起义、家族起义，就是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