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勇战将还是白面书生
李秀成在供词中说韦昌辉“出入衙门”、“监生出身”,《贼情汇纂》里说他“身材瘦小、白面高颧、须眉疏秀、颇知文义、阴柔奸险”,这些记载长期给人的印象是,韦昌辉是个文弱的白面书生,辛开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茶地下诏,部署突围兵力安排,当时任右军主将的韦昌辉和同样身为读书人的后军主将冯云山负责殿后,而打先锋的则是公认的太平军名将石达开,和被李秀成称为“勇猛刚强、冲锋第一”的萧朝贵,这也给人以“韦昌辉并非战将”的印象。
然而另一些记载却与此迥异。
韦氏族人在民国时曾对访问者说,韦昌辉“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洪大全(焦亮)在永安州外被俘后供称,韦昌辉“督军打仗,善能合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清)兵也不怕”,虽然他的供词被认为掺杂许多水分,但此时他人在清军前线大营,审讯他的是清军前线总指挥赛尚阿,如果韦昌辉根本不是战将,他如此捏造,显然是行不通的。
从目前的资料可知,清军直到金田起义后1年多,才确切知道洪秀全才是起义的“大头目”,前敌将领,如向荣、乌兰泰等人,都根据战俘供词和自己作战时的心得,作出了各自的判断,这些判断五花八门,但大多把韦昌辉误以为太平军的第一首领。俗话说得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前线将领最重视敌情搜集,且这类镇压性军事行动,弄清谁是“罪魁祸首”差不多是第一要务,韦昌辉若非“罪恶滔天”,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向荣等人,是不至于将“韦昌辉是金田大哥”这样的常识性错误,一直维持一年之久的。
金田起义之初,韦昌辉被封为右军主将、后护又副军师,和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三个军师都称“王爷”,是洪秀全之下、群臣中的“四把手”,这一阶段大病初愈的杨秀清坐镇中枢,逐渐独揽大权,原本就是拜上帝会创始人和知识分子的冯云山则成为朝政的主要辅佐,韦昌辉带兵打仗的机会较多,因此给清方和自己盟友以“能征善战”的感觉;待萧朝贵、冯云山相继战死,韦昌辉本人就成为杨秀清的最重要辅佐,主要使命不得不改为居中理事,目前保留下来1853-1854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最初两年)许多重要(甚至不重要,如天王小儿子生日,为杨秀清找眼科医生)政策、事务性文件,都由韦昌辉领衔颁布,这样一来,他领兵打仗的机会就变得稀少,很容易给人留下“白面书生”的概念。
1855年7月,太平军攻破清江南大营,军势达到前期鼎盛,杨秀清派韦昌辉出京,赴湖北督师,这是时隔2年多后,韦昌辉首次出京领兵打仗,但战绩平庸:7月6日,他在饶州府城大破江西地方军,占领饶州城;8月3日,他率部增援瑞州,却在城下被湘军曾国华部打得大败,连“黄轿、绣伞”也丢了,此后的半个月左右,他就在瑞州城下跟湘军这支只有几千人的偏师缠斗,互有胜负。
倘仅计算这段时间的战绩,韦昌辉可谓乏善可陈,和此前督师江西的石达开相比更是黯然失色。不过公平地讲,他这次被派遣出外,有杨秀清猜忌、排挤的意味,且已收到洪秀全密诏讨杨,随时准备回京(他9月1日抵京,离开江西应在8月15日前后,也就是说带兵在外仅不到1个半月),可谓无心恋战。
不仅如此,由于是被杨秀清“抓差”,他所带的并非自己嫡系部队。此时他最善战的弟弟韦俊、侄子韦以琳等都在武汉,饶州之战,他所带的是东殿左五承宣胡鼎文、东殿左三十七承宣黄文金部,都是杨秀清系统的人马;瑞州之战,他只带了3000援兵,所用主力是殿左二十七检点赖裕新部,属于石达开的翼殿体系。后来他赶回天京谋杀杨秀清,所带人马据说是“二三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2000-3000的兵力,就是韦昌辉在江西所能切实倚靠的嫡系部队,而与其他旁系部队的默契磨合,显然不是短短一个多月所能完成的,这样的实力对付清朝的江西防兵绰绰有余,却很难击破已积累不少战场经验的援赣湘军。